慶豐陳家日治時期文書 - 陳錦添壽險文件

     

       筆者偶然收藏了一批鹿港老家𥴊郊[1]慶豐行[2]，1920年代至戰後初期的文件。內容包括土地租賃、醫療、傳播事業經營文書、教學筆記、親友信件往返等。文件主人是兩位長輩遠親：陳錦添叔公祖（1905-1952），為慶豐行創始人陳奇老祖公最小的兒子，畢業於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本科，及東京早稻田大學文學科，戰前擔任公學校教師，戰後任職於省立員林農工職業學校 ; 另一位陳頭叔公（1900-1929）為慶豐行大房嫡長孫，任職台灣新聞社彰化分局長。根據遺留的文件，綜合耆老口述訪談與相關領域的歷史文書、前驅研究，頗能窺見百年前的彰化平原、鹿港大街，在農業、教育、媒體、公衛等領域的吉光片羽，以及動盪年代的家族興衰廻聲 ; 亦可感受到殖民地現代化教育下，基層知識分子的工作、交遊、家庭與人生態度。因此分項紀錄之。

 

陳錦添叔公祖家人壽險文件

       文書中保留了陳錦添叔公祖家人於太平洋戰爭之前的壽險文件。包括一份以大正二年 (1912) 為例的帝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保險契約復活請求書記載例。最早簽署的正式文件，則是昭和二年 (1927) ，陳錦添在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為母親投保的二十年壽險。但昭和七年 (1932) ，一封株式會社寫給鹿港代理店契約者的信函，顯示了當時保險業所存在的變數。而主人翁夫妻已於昭和五年 (1930) 轉而開始投保郵局簡易壽險。這些文件呈現了投保人與機構的互動歷程，可視為日治時期壽險業各個階段發展初期的縮影與見證。 

       根據Swiss Reinsurance Company 瑞士再保險公司於Sigama 公布資料，2009年台灣壽險保費收入為522億美元，佔GDP之13.8%，保險滲透度高居世界第一。至2017年，壽險滲透度曾高達21.32％，在全球長年名列前茅。近年來市場成熟飽和，滲透率略有下降，2023年約10.3%，全球排名第六。至2025年，壽險保費收入仍有593億美元，為全球第12名。台灣壽險業高度發展的重要奠基時期，可回溯日治時期保險業的發展。包括殖民初期來台日人對保險的重視 、1927年總督府推廣簡易郵政壽險，及1930年代「儲蓄救國」國策的意識形態動員。 

              

一、帝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保險契約復活請求書」記載例

       清領時期，台灣因海運貿易業務需要，已有外國保險公司代理店在台灣設置。日治初期，總督府保險法規與內地相似，有利於日本保險業來台拓展市場。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台灣日日新報》的〈臺北商事會社〉報導中，設有出張所及代理店的保險會社(包括生命險、火災險、海上運送險等)，已有二十家，同一時期，其他在臺北設有本支店的各行業商事會社(包括銀行、製水、製帽、菸草、商船、物產業者等)，加總起來僅有三十家[3]。可見日治初期，日人在台保險業風氣之盛。而在八家生命保險中，帝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是唯一設有出張所者，規模最大，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規模次之[4]。 

       當時的壽險投保者，多為在台日人。1905年，鈴木庄助在〈台灣人生命保險論〉[5]中建議，業者應投台灣人所好，販賣紅利分配的養老保險，並製作專以台灣人為對象的保險說明書，於各地設置代理店及翻譯人員[6]。 這份帝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的「保險契約復活請求書」記載例，以大正二年(1912)為原契約日期，昭和十二年(1937)為申請契約復活日期。可看到壽險業者為台灣本島人製作保險說明範例，以便推廣業務、爭取消費者信賴的用心。至1945年，在《昭和生命保險史料》的「日治時期台灣所遺留之壽險契約」統計資料中，帝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的有效契約數共有67,972件，僅次於千代田生命，是數量第二高的壽險公司[7]。

 

       

              圖1：帝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保險契約復活請求書」記載例 

 

二、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保單確認信及代理店停業通知信 

       1920年代，相較日治前期，臺人死亡率降低，衛生基礎設施也已大量建置。根據臺灣總督府產殖局商工課於1925年3月在《台灣時報》發表的文書[8]，全台壽險的有效契約中，台灣人仍僅佔24%（金額佔20%），其餘76%件數為在台日人。 明治四十二年(1909)，在《台灣日日新報》的「實業彚載」文中，本島生命保險業者，包括帝國、東洋、明治、日本、日清、萬歲、千代田、真宗等八會社，已有「游說招約之競爭，一層加劇甚。由此各色人對游說員，漸至有煩言。」的現象[9]，可見當時保險業拓展業務之積極。至大正七年(1917)，由東洋生命保險社報統計的「各生命保險株式會社新契約高順位表」中，該株式會社是民營保險業者中營業額成長最高者[10]。 陳錦添夫婦留存的文件顯示，他們收集了帝國、東洋等當時兩大生命保險業者的資料，評估後，選擇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於昭和二年(1927)， 為母親謝氏含笑投保了二十年壽險。在1927年至1932年間，陳錦添留下兩份與東洋生命的互動紀錄。 

 

1，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保險契約確認信。 

 

                                                                                               圖2：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保險契約確認信，昭和二年。 

信件內容： 

敬啟者：謹祝 貴府闔家安康、萬事順遂。此次承蒙您在眾多同業保險公司之中，特別選擇本公司並提出保險申請，謹致以誠摯感謝與深切敬意。您所申請之保險契約，目前已完成全部手續，並已整備保險證券，由本公司寄送至所轄分公司或代理店，預計近日內即可送達您手中。對於能為貴府提供服務，本公司深感欣慰與榮幸。 此外，關於您日前提出之保險申請書，其所填寫之內容，大致如附記所列。誠如您所知，申請書中所填各項內容，對於您與本公司之間所成立之保險契約，具有極為重要之法律與契約效力。因此，對於此等重要事項，一般皆會反覆確認，以求慎重無誤，此乃社會通行之慣例，亦屬妥當之作法。基於此，本人特此再次就相關重要事項向您進行確認。尚請體察本公司之用意，雖勞駕您撥冗，仍敬請詳閱下列事項；如有任何不符或錯誤之處，煩請加以更正並寄回本公司。若內容並無錯誤，則無須回覆寄回。 謹此致意。敬具。 

昭和二年（1927年）十一月十八日    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 取締役社長 

保險契約者 陳錦添 被保險者資料欄（暫略）

 

 2，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鹿港代理店停業通知信

 

          

              圖3 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鹿港代理店停業通知信，昭和七年。 

          

 

信件內容： 

昭和七年（1932年）七月十四日 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 保全課 

鹿港代理店契約者各位：

 敬啟者，承蒙平日惠顧，謹祝 台端日益安康，順致敬意。 關於本公司之代理店契約及相關保險事務，今有若干事項謹此通知。過去由鹿港代理店店主蔡靜囂氏代為辦理各位之保險契約，惟該氏因個人因素，現已辭去代理店職務，因此該鹿港代理店已予以廢止。 因此自今以後，凡保險費之繳納及與契約相關之一切事項，將一律改由本公司直接辦理。上述變更，過去承蒙配合代理店辦理，或有不便之處，尚祈見諒。繳納期限日前十日至二十日之間，本公司將呈送專用繳款單據，敬請利用該單據辦理繳納。關於今後相關事項，請參照附紙內容並加以留意，於利用本公司服務時，仍請依規定辦理。特此懇請配合。 敬具 

 

                        

       昭和五年(1930)八月的《台灣日日新報》，連續兩天報導了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之勸誘員，在台中市明治町「詐保險金，消費於酒色」的新聞 (附圖)。這樁詐騙事件顯然影響了投保人的信賴感。同年，陳錦添、賴淑媛夫妻開始投保郵局簡易壽險。至1932年，陳錦添收到了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鹿港代理店的停業通知信。該株式會社可能因形象受損而影響營運，亦可能在總督府推廣郵局簡易壽險後，失去了廣大的消費者市場。  

       一九四二年，日本政府命令卅四家民營保險株式會社，合併為帝國、日本千代田、富國徴兵、住友、三井、第一、安田、野村、第一徵兵、大同、第百、明治、日產等十四家[11]。因此，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的資料，並未出現在1945年的「日治時期台灣所遺留之壽險契約」統計名單中。 民營保險公司在代理店停止營業後，相關業務如何進行權責轉移? 接受政府整併之後，原企業合約所規範之保險責任及被保人相關權益，是否受到監督與維護？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的投保者，後續是否仍享有原合約所敘明的保障？乃至於日本戰敗後，公營與民營保險的業務接收歷程，皆值得進一步發掘探討。 

 

三、簡易生命保險文件： 

       日本遞信省於1916年，開辦了隸屬郵政系統的國營小額月付保險，即「簡易生命保險」。設有「簡易壽險審查委員會」，由交通部次長兼任會長，委員包括司法部民事司長，工商部高等官及相關專家學者[12]。並強調對基層民眾的扶貧與社會安全作用。 1927年10月，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亦開辦了郵局簡易壽險，採取「內台一體主義」，主管機關為日本內地的遞信省。總督府在交通局下設一特別帳戶，將郵局收取的保險費存入，於總督府特別會計科中提列。累積的資金則用於戰時社會公共事業的低利貸款[13]。 

         

                        圖4：簡易生命保險證書 正面，昭和五年。

                                  

                           圖5：簡易生命保險證書 背面，昭和五年。 

 

    

             圖6：簡易生命保險 - 保險料領收帳信封正面。                  圖7：簡易生命保險 - 保險料領收帳信封背面。 

 

             

                    圖8：保險料領收帳正面。 

         

                    圖9：保險料領收帳，昭和八至十一年。

 

       為便利台灣人投保，總督府在各地開設免費健康諮詢中心，同時積極提倡保護生命健康設施，包括廣發健康小冊、推廣國民健康操等，意圖擴大這項社會政策的涵蓋範圍[14]。 1930 年代，日本政府的貨幣政策造就了低利率的總體經濟環境，使大眾更願意購買固定利率的郵政簡易壽險。[15]在二次大戰前，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已視日本簡易壽險為成功典範，於1935年派員赴日考察並撰寫報告[16]。 1945年，根據《昭和生命保險史料》（東京，生命保險協會，1973) 統計，日治時期台灣遺留的民間壽險公司有效契約共50萬件，其中台灣人已佔七成，共35萬件[17]。學者普遍認為，壽險業在日治後期台灣的穩定成長，與戰爭時期國家的「儲蓄救國」意識形態動員有關。  

 

本文原刊載於《臺灣古文書學會會刊》第三十三期。

 

註釋

註1: 𥴊 (上竹下敢) 郊為清代鹿港八郊之一，系以南北雜貨貿易為主的商業同業公會。

註2 : 慶豐陳家祖先為臺灣府北路理番鹿仔港海防同知幕賓，慶豐行創立於光緒年間，為南北雜貨商與米商。

註3 : 〈臺北商事會社〉，《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3版，明治41年2月27日。  

註4 : 〈保險現況〉，《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3版，明治42年8月27日。

註5 : 鈴木庄助，〈台灣人生命保險論〉，《台灣慣習記事》5卷1,4,5號，1905。

註6 : 曾耀鋒，〈日治時期台灣壽險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興大歷史學報23期，115-130頁，2011年6月。  

註7 : 生命保険協會，《昭和生命保険史料 第5巻》50-51頁，東京，1973。  

註8 : 台灣總督府殖産局商工課，〈台湾に於ける保険業〉,《台湾時報》，1925年3月號，頁77-87。  

註9 : 同註三。  

註10 : 《東洋生命保險第六十三號社報》，大正七年。   

註11 : 《新竹市志》，〈卷四經濟志下〉，785-786頁。新竹市政府，民86年。   

註12 :  張明昕，〈考察日本簡易壽險報告書〉，55頁，民24年6月。 

註13 : 曾耀鋒，〈日治時期台灣壽險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興大歷史學報23期，120頁，2011年6月。  

註14 :  同註12。  

註15 : 林宥銘，〈國家、社會與市場——日治臺灣郵政簡易壽險的商品 化歷程分析(1895-1937) 〉，2022。  

註16 : 張明昕，〈考察日本簡易壽險報告書〉，民24年6月。  

註17 : 曾耀鋒，〈日治時期台灣壽險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興大歷史學報23期，116頁，2011年6月。  

  

參考資料： 

《台灣日日新報》 

《台湾時報》，1925年3月號。 

張明昕，《考察日本簡易壽險報告書》，郵政儲金匯業總局，1935。 

施志汶，《新竹市志》第四卷經濟志，新竹市政府，1995。 

秦賢次、吳瑞松，《台灣保險史綱：1836-2007》 ，台北，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2009。 

曾耀鋒，〈日治時期台灣壽險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興大歷史學報23期，115-130頁，2011。 

黃依婷，〈日治時期臺灣簡易生命保險研究(1927-1945) 〉，清華大學歷史所碩論，2012。

邱繼正，〈日治時期臺灣生命保險產業研究 (1896-1937)—兼論民營與官營之比較〉，中央大學歷史所碩論，2013。 

黃正宗，〈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接收與重整（1945-1963）〉，中興大學歷史所碩論，2022。

林宥銘，〈國家、社會與市場——日治臺灣郵政簡易壽險的商品 化歷程分析(1895-1937) 〉，臺灣大學社會所碩論，2022。 

康昱涵，〈戰後台灣社會對壽險的負面印象成因探究__以制度對社會法意識的影響為中心〉。臺灣大學基礎法學中心，2024。

慶豐陳家日治時期文書 陳頭與台灣新聞社

       鹿港𥴊郊慶豐陳家的第三代大房長孫陳頭，1928-29年間，曾任職中部最大報社《台灣新聞》彰化支局長。台灣新聞社當時由日籍實業家松岡富雄擔任取締役 (社長)、坂本素魯哉擔任監事。與台北的《臺灣日日新報》、台南的《臺南新報》，並稱為日治時期臺灣三大報[1]。

《臺灣新聞》前身為1901年5月創刊的《臺中每日新聞》，1903年改名為《中部臺灣日報》，1907年定名為《臺灣新聞》，社長山移定政曾為熊本縣藩士，當時在台中擔任執業律師。報社原主筆奧山十平離職後，山移延聘來自熊本縣，筆名「拔天樓」的中村事擔任《台灣新聞》主筆及編輯長，編輯群、職員亦多熊本縣人。1910年，《臺灣新聞》設立台北支局，主筆大野恭平與臺北支局長宮川花人皆從《臺灣日日新報》社延攬而來。但報社內部產生了派系鬥爭，財務亦處於不穩定狀態。1917年 (大正六年)，改由松岡富雄擔任社長。松岡聘僱東京《國民新聞》編輯長宮島真之來台擔任副社長兼主筆。1918年8月增建新聞工場，設置輪轉機；1919年7月興建台灣新聞社第二工場。松岡獲得臺中、新竹州廳和兩市役所許可，轉載州報、市報作為報紙附錄，並計畫配合當局向南洋發展。

       松岡富雄社長是帝國製糖株式會社創始人之一。早年曾在鹿港從事蔗苗培育工作，將台灣的蔗糖種植擴及至濁水溪北岸。亦曾投入菲律賓麻、椰子等經濟作物栽種，是總督府南進政策的先驅者[2]。在台的創業版圖則以台中為基地，擴及新竹、桃園等地，曾在中部創建了客貨兩用的小鐵路。而坂本素魯哉為法律專業者、彰化銀行專務取締役 (社長)，台中實業協會會長，創立臺中幼稚園，長期擔任園長。兩人在當時皆被視為「中部臺灣功勞者」，1920年起分別擔任臺中州協議會員、眾議院議員；1921年，兩人皆受邀擔任第一屆臺灣總督府評議員。

       早在1907年，松岡富雄便率先在台灣引進馬尼拉製糖法，改進製糖的產量。早年他為了將蔗糖事業向濁水溪以北推進，曾向霧峰林家、台中吳家等大量租用土地。此事緩解了製糖株式會社與中部地主之間的緊張關係[3]，開啟了松岡與與林獻堂的長年合作，卻也間接讓林獻堂遭受左翼青年的質疑，種下了文協左右分裂的遠因。

       大正元年(1912)，帝國製糖株式會社遭受風災後，正逢菲律賓因美國因修改關稅法而於釋出大量土地，松岡便於隔年(1913)，申請收購比律賓糖業會社，而後，連接創立了松岡興業株式會社、比律賓拓殖株式會社、武奈灣拓殖會社等事業，吸引了辜顯榮、林獻堂在內的多位日台仕紳投資，於1920年前後，達到了事業全盛時期[4]。

       根據學者蔡秀美研究，松岡富雄擔任《臺灣新聞》社長後，因財務壓力，引進了坂本素魯哉等資本家的資金，將報社資本額，由2萬圓增資為10萬圓，進一步讓報社受到資本家的控制[5]。同時，松岡仍積極開發南洋的種植產業。直到大正十一年(1922)起，位於菲律賓納卯省塔古姆(Tagum)的松岡興業株式會社麻園，接連面臨勞資糾紛、麻挽工場燒毀等經營困境，松岡遂於大正十四年(1925)起，減少菲律賓的事業投資，將重心轉回台灣。 

       𥴊郊慶豐行爲清末崛起於洛津市井的新興貿易家族。陳頭與六房堂叔陳錦添，都是慶豐陳家致力培植的第二、三代家族菁英。兩人年紀相當，皆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陳錦添任職鹿港第二公學院教諭，專長農業研究，受慶豐陳家大家長陳奇之囑託，沿著八堡圳支流 (今為員大排) 大量購買優質農地。而陳頭則在祖父安排下，投入殖民地資本家主導的傳播媒體事業，其中可見到慶豐行欲將勢力沿著八堡圳往彰化平原擴展，並轉型文化教育事業的企圖。

        然而1925年，擔任慶豐行生意總管的父親陳灶，壯年猝逝。身為陳家大房長孫，年僅28歲的陳頭，不得不出面承擔家族重責大任。此時，正逢台灣新聞社增資並擴大版面的改革時期。松岡富雄社長積極協助總督府，推動殖民地的現代化、資本化治理進程。1925年5月，《台灣新聞》開始發行夕刊，1927年5月15日起，每週一發行附錄新竹版，1928年2月6日起，每週一、四兩日發行日刊，原為6頁，1930年版面增至8頁，1931年4月起每週二發行附錄高雄版。

        

附圖一 : 昭和三年十月，八卦山水源地工事落成邀請函，彰化街長楊吉臣邀。

附圖二 : 昭和三年十月，大竹公學校聯合運動會邀請函 ，大竹庄長林有信邀。

 

       根據《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昭和二年(1927)八月八日，由台灣新聞社與彰化郡教育會後援，邀請了日本樂壇的花形高勇吉等音樂家，在彰化座舉辦人氣頗高的大型音樂會，積極醞釀著台灣新聞社彰化支局的業務。隔年(1928年) 四月九日，報社增設彰化支局，由陳頭擔任支局長，黃爾璇擔任漢文部主任。從慶豐陳家所遺留的陳頭相關文書中，可見到陳頭在職期間，與彰化各地的進步派庄長，如彰化街長楊吉臣、秀水庄長許遜謙、溪湖庄長楊春木等人，均有交誼。尤其與彰化各地公學校，頗有深厚交往。這可能是因為報社監事坂本素魯哉，及陳頭堂叔陳錦添，均從事教育工作的緣故。

           

附圖三 : 昭和三年十月，彰化第一公學校告別式邀請函，彰化第一公學校校長山崎貞次邀。
附圖四 : 昭和三年十二月，秀水公學校竣工邀請函，秀水庄長許遜謙、秀水公學校校長佐藤司邀。

 

       然而，彰化既是報社總部鄰近的農業大縣，也是1920年代農民運動與民族主義運動的大本營，陳頭當時的工作並不容易進行。1925年，壓迫性的甘蔗收購制度，促發了各地的農民抗爭運動，二林蔗農與文化協會李應章醫師發起二林蔗農組合，經由簡吉等人的奔走與日本勞農黨的協助，組成了台灣農民組合。而文化協會舉辦的活動，經常與日人主辦的親官方報紙發生衝突。例如，大正十五年(1926)，台日報社課長收受蔣渭水的廣告費用並發了領收證，報社卻拒絕刊登消息，雙方登上法庭辯論，遂讓「台日社背信事件」受到矚目。
 
        陳頭的鄰居莊太岳、莊垂勝兄弟，向來為林獻堂所器重，莊垂勝於大正十五年(1926)七月，在台中創設了中央俱樂部，集結各路菁英 ; 而文協彰化支部，也於這一年的九月，成立了彰化青年讀書會。大正十五年(1926)底，天皇駕崩，幾乎同時，文化協會陷入左右分裂的僵局。隔年初，黑色青年聯盟大逮捕事件雖讓左翼青年元氣大傷，卻強化了社運人士的團結氛圍。這一年年底，彰化文協持續在天公廟舉辦定期講座，多由賴和、王敏川、陳金懋、郭炳榮、周天啟等具社會主義思想者主講[6]。

        到了昭和三年(1928)的五一勞動節，文化協會已與農民組合、工友聯盟結合，集結千餘名民眾，在天公廟舉辦演講會。這一年下半年起，文化協會透過謝雪紅與農民組合及第三國際的合作，大力推動婦女部、青年部與救濟部等組織提綱[7]。此時的文協，已日益傾向共產主義色彩，跟《台灣新聞》松岡社長的政治與經濟立場，明顯相左。

       昭和三年七月八日，鹿港街由左翼文協成員蔡葛擔任議長，在文廟舉行青年讀書會，丁瑞圖、周天啟、莊遂性等前輩皆前往述祝詞。當晚接著在泉郊會館舉辦青年讀書會創立懇親會，《台灣民報》生動記錄了現場情景：「....自由演說、俱皆大揮熱辯，大有排山倒海之慨！最後餘興，一齊唱歌至十一時餘，再高呼鹿港青年會萬歲三聲而散云」。鹿港街當時的氛圍，可見一斑。到了十月二十七日，台灣民眾黨第一回巡迴講隊，由丁瑞圖、謝耀東等後援，一千多名民眾，更將鹿港文廟擠得水洩不通。

       過往，五福大街上的慶豐行，作為清末崛起於市井的新興貿易船頭行，既是傳統八郊巨賈眼中的暴發戶，又是知識份子與新興中產菁英眼中，巴結殖民地官員的封建餘毒。年輕的陳頭，夾在家族望子成龍的期許、資本家老闆的擴張要求，與鄉親的側目之間，左右為難。昭和三年 (1928) ，慶豐陳家大家長陳奇，在過完七十歲生日不久去世，年輕的家族接班人陳頭，此時正站在新舊世界交替的危機與轉機點上。

        昭和四年 (1929) ，逢全球性經濟大恐荒前夕，總督府對五一勞動節嚴陣以待。經過當局再三取締與協商，結論是嚴禁屋外行列及勞働歌，但可於屋內舉式及演講會。五月一日當天，《台灣日日新報》刊登了標題為〈勞動紀念日，行列絕對禁止〉的報導。內文提到，台灣民眾黨結合文協與農民組合，提出了「八時間勞働、八時休養、八時間教養制度」口號並大行宣傳。   

       馬克思主義是1920年代日本大學知青所熟悉並熱烈討論的思想風潮。海外留學歸來的陳頭，是否可能順應潮流，刊登此新聞 ? 東京大學明治新聞雑誌文庫所典藏的《臺灣新聞》微縮膠卷或原紙，缺少1926年2月1日至1932年7月12日之間的內容（文協兩次分裂改組，皆在這段期間）。目前尚無法斷言。   

       唯一可確定的是，這一年勞動節不久後，六月二日，陳頭便在擔任支局長職務期間，以二十九歲的英年，因病去世了。在陳頭的遺物中，收藏了一份昭和四年一月由陳頭蓋章，發給文化協會的廣告領收證。廣告的接洽時間，與文協積極提出「八時間勞働、八時休養、八時間教養制度」的時間點相當接近。考量到前輩蔣渭水在三年前與台日報社的一段公案，這份領收證，實在耐人尋味。

 

         附圖五 : 昭和四年台灣新聞  文化協會領收證。

       陳頭擔任台灣新聞社彰化支局長，僅有十四個月，他去世後不久，1929年八月《台灣民報》的「不平鳴」專欄上，即報導：「鹿港街某書記.....盜用台灣新聞社員的頭銜，亂投稿毀謗街民的是非，因此街民視他如蛇蠍，擬鳴鼓而攻之」。以此看來，陳頭乍逝後，台灣新聞社彰化分局似乎產生了人謀不臧的問題，以致鹿港街坊陷入混亂。此後，《台灣民報》對台灣新聞社的宣傳策略，經常提出嚴厲批評。

       1920年10月至1932年9月期間，擔任鹿港街長的陳懷澄，為廈郊慶昌行後代，早年曾和傅錫祺、陳滄玉在《中部台灣日報》，即《臺灣新聞》的前身，擔任編輯工作，既是陳頭在新聞工作上的前輩，亦是五福大街上的鄰居。但或許政治立場殊異，或因廈郊慶昌行與𥴊郊慶豐行之間，存在商業競爭關係，由中研院出版的《陳懷澄先生日記》中，至1928年前，皆未提到陳頭或慶豐行相關訊息 ; 目前保存下來的日記內容，亦缺漏了1929這一年。

       這一年，在工農運動興盛之際，社運陣營內部卻逐漸陷入了互相攻擊與分裂的漩渦。1928年底，文協內部的無政府主義派與共產主義派，於彰化天公廟公開辯論後，逐步走向決裂 ; 1929年，工運領袖連溫卿因路線問題遭文協排斥 ; 1930年，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亦從台灣民眾黨分裂而出。在工農運動興盛之際，1931年總督府展開左翼大逮捕之後，文協、農組、台灣民眾黨，均形同瓦解。而台灣新聞報則遲至1933年12月，方繼高雄、新竹之後，於周日發行夕刊中，增刊彰化市報為附錄。直到1944年，臺灣總督府將《臺灣新聞》與臺灣其他五報合併為《臺灣新報》。

       值得注意的是，1929 年的《臺灣實業界》新聞評論，曾直指《臺灣新聞》為松岡富雄社長個人色彩強烈的報紙，甚至可稱為「松岡的新聞」。該評論表示：「松岡社長過去是位事業家，大概具有政商型傾向。換言之，所謂政商型，就是使作為新聞人的主筆不得不從事社會性地自殺」。學者蔡秀美表示這份報導，暗指松岡的個人意志和決策，扼殺了報社新聞人的風骨。(〈新聞論評：臺灣新聞〉，《臺灣實業界》第1 年第8 號，1929 年11 月，頁11、16。) 

       在這一波由蔗糖種植所捲起的驚濤駭浪中，清末崛起於市井的慶豐陳家，僅享有短暫繁華，便淡出了舞台。直到陳家四房新生代陳天爵，在新一波的金融商業組合中，入主鹿港信用合作社，才讓𥴊郊慶豐行在風起雲湧的洛津港重新崛起。

 

參考文獻 : 

《台灣民報》線上資料庫
《台灣日日新報》線上資料庫
蔡秀美,〈日治時期松岡富雄在菲律賓的事業經營〉,《臺灣史研究》，30 卷 3 期，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3。
蔡秀美,〈松岡富雄與臺灣中部第一大報《臺灣新聞》〉，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2018。
蔡秀美,〈 1917 年《臺灣新聞》之改組與松岡富雄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2017。
蔡秀美,〈殖民統治與日人政商─「中部臺灣政商第一人」松岡富雄之研究〉，科技部專題研究，2017。
陳懷澄 ; 許雪姬編，《陳懷澄先生日記》1918-1927年，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2017-2024。
葉榮鐘，葉云云 ; 徐秀慧編，《榮鐘選集 晚年書信卷》，人間出版社，2020。
王康壽，《穿梭古今，鹿港巷弄》，鹿港鎮公所，2018。
蔡石山，《臺灣農民運動與土地改革，1924-1951》，聯經出版，2017。
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玉山社 ，2017。
葉榮鐘，葉云云; 呂正惠編，《葉榮鐘選集 文學卷》，人間出版社，2015。
楊渡、簡明仁，《帶著小提琴的革命家：簡吉和台灣農民運動》，南方家園出版，2015。
施懿琳，《臺閩文化概論》，五南出版，2013。
蔡石山，《滄桑十年：簡吉與臺灣農民運動1924-1934》，遠流出版，2012。
施懿琳; 楊雅惠，《時空視域的交融 : 文學與文化論叢》，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11。
李昭容，《鹿港意樓 : 慶昌行家族史研究 》，晨星出版，2011。
蘇麗瑜，《鹿港書家王漢英及鹿港書壇》，鹿江文化藝術基金會，2008。
陳仕賢，《鹿港不見天街傳》，彰化縣文化局，2008。
廖振富，《莊垂勝《徒然吟草》中的時代與自我》，五南圖書，2007。
許嘉勇，《許我一間厝、許我一塊埔 : 鹿港許厝埔十二庄》，彰化縣文化局，2007。
心岱 ，《百年繁華，最鹿港》，西遊記，2006。
卓克華，《清代台灣行郊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叢書，2006。
陳慶芳，《鹿港研究論文集》，彰化縣政府文化局，2004。
施懿琳，《台灣文學百年顯影》，玉山出版，2003。
劉澤民，《平埔百社古文書》，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
李昭容，《鹿港丁家之研究》，左羊出版社，2002。
葉榮鐘著，葉云云; 林莊生編《葉榮鐘日記 》，晨星出版，2002。
黃秀政，《鹿港鎮志--沿革篇》，鹿港鎮志纂修委員會，鹿港鎮公所，2000年6月。
施添福，《鹿港鎮志--地理篇》，鹿港鎮志纂修委員會，鹿港鎮公所，2000年6月。
王良行，《鹿港鎮志--經濟篇》，鹿港鎮志纂修委員會，鹿港鎮公所，2000年6月。
戴瑞坤，《鹿港鎮志--藝文篇》，鹿港鎮志纂修委員會，鹿港鎮公所，2000年6月。
吳文星，《鹿港鎮志--人物篇》，鹿港鎮志纂修委員會，鹿港鎮公所，2000年6月。
莊英章，《鹿港鎮志--氏族篇》，鹿港鎮志纂修委員會，鹿港鎮公所，2000年6月。
許雪姬，《鹿港鎮志--宗教篇》，鹿港鎮志纂修委員會，鹿港鎮公所，2000年6月。
單文經，《鹿港鎮志--教育篇》，鹿港鎮志纂修委員會，鹿港鎮公所，2000年6月。
葉大沛，《鹿港發展史》，左羊出版社，1997。
施懿琳，《清代臺灣彰化地區文學發展史》，行政院國科會科資中心，1996。
周定山著，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彰化縣文化局，1996。
余光弘，《鹿港暑期人類學田野工作教室論文集》，中研院民族所，1993。
葉大沛，《鹿谿探源》，華欣文化，1990。
林會承，《清末鹿港街鎮結構》，明文出版，1985。
尤增輝，《鹿港斜陽》，大昇出版，1976。 
莊太岳; 莊幼岳，《太岳詩草》，正言月刊社，1968。

 

後記 : 

       大約八年前，因為學妹力邀，我來到彰化工作。又因父親生病，疫情期間，難以找到外籍看護，因此搬回到鹿港老家，幫年邁的母親分擔一點照顧工作。不料，到了鹿港才發現，父親因詐騙集團的投資邀約，將自己與媽媽的退休金，與一點微薄祖產，全都賠了進去。糊塗的父親，跟高利貸集團借錢，還幫忙跟鄰居、好友遊說投資，最後，欠下了千萬巨債。為了付高額利息，又再欠下許多卡債。父親癌症末期時，眾人可能擔心父親去世，債務無疾而終，頻繁地上門討債。我經常接到催債電話，回家也經常被堵。其中有許多債主是親人、鄰居，甚至兒時的啟蒙恩師。身為照顧者的媽媽，對黑道上門催債，更是經驗豐富。後來慢慢得知，父親曾跟老家親戚借錢沒還，因此有幾位遠親不斷催促爸媽搬離中山路老街的祖傳老宅，讓他們賣掉這位於觀光區老街，炙手可熱的地皮。

       承受巨大財務壓力的媽媽，已經輕微失智。古董商經常來家中，跟媽半騙半買。我跟弟弟都曾在事後，以數倍代價跟對方贖回文物。有一次，媽收下兩千元，賣掉一批家族古老文件，內容包括土地契約、保險清單、工作文書、日記手冊等等。經鹿港文化耆老提醒，網路正在公開拍賣，我只好花四萬元，再從網路拍回來。離開鹿港後，我較有餘裕研究這份文件內容，了解家族的興衰變遷歷程。便據此積極說服族中長輩，共同保護老家文化資產。很幸運的，有位長輩仗義買下了積極主張變賣老屋的親族持分，終於讓媽免於被驅趕、老家暫時避開化為塵土的厄運。

        持續探索這份文件中所揭示的日治時期鹿港大街政商關係、社會文化思想變遷，其精彩複雜，超乎我的想像，我計畫將持續投入進行研究探討，不定期發表，並將其轉化為紀實文學、展覽，及跨領域的藝術創作展演。也算是我對家族、鹿港及台灣，一份小小的回饋與致歉。 

 

陳來興畫作中的空間與時間 - 1 鹿港

                     

        畫家陳來興對人與環境有細膩敏銳的感受力與同理心。他以文字寫下思辯，以筆觸與顏色，記錄對人、土地萬物的誠摯情感，更以身體力行，不斷追求大環境的改革理想。超過半世紀創作不輟，數量龐大的作品，彷彿台灣地景與常民生活的圖像藏寶庫，紀錄了台灣從戒嚴到解嚴，從農業社會過渡到當代資本社會的變遷歷程，尚待更多不同面向的深入發掘。本文僅試圖從畫家在鹿港的寫生，追摹其畫風與生命際遇的幾次重要轉折。

       1970至80年代初期，陳來興的繪畫，大多以自身為圓心，描繪教育工作現場與家庭生活等周遭所見。自1981年告別教師生涯，投入更廣闊的生活歷練，他在都市、鄉間四處寫生，盡情探索自經濟奇蹟後「台灣錢淹腳目」，現代化浪潮中急速變遷的常民生活與土地風貌。他描繪繁華都會人生百態，例如華麗的《西門町》(1988)、《南門市場》(1989)、《迎神野台秀》(1990) ; 在各角落默默勞動的人們《夜晚的工人》(1990) 、《漁市場》(1990) 、《夜晚的豬農》(1991)  ; 同時，他進入畫廊生態體系，在新興中產階級的人際網絡中，觀察人性更多複雜的面向。《古董商》(1992) 、《田僑仔》(1992) 。與解嚴前後豐沛的社會力同步，他來到創作能量的全盛時期。

       陳來興向來敬佩陳澄波、陳植棋等前輩畫家的改革理想與對公共事務的投入。在解嚴隔年的1988年，他參加五二〇農民請願事件，目睹國家暴力對抗議民眾的鎮壓，為他帶來了巨大激盪。此後數年，彷彿夢靨纏繞不去，他像見證者般反覆描繪警察與民眾的交鋒。1988到1990年間，多幅《五二〇農民請願事件》中窒息的畫面 ;《街頭大逮捕》(1989) 中，黑色的粗曠勾勒筆觸，皆具有緊迫的進行式氛圍 ;《五二〇事件》(1989)，則以劇場般的空間部署，呈現莊嚴的悲劇史詩感 (圖1)。

 

 

         圖1、《五二〇事件》/1989 /182x126cm / 油彩/ 范揚橋收藏。攝於「藝生向陽 2025陳來興回顧展」現場。 

   
                        
      這位畫家經常透過自畫像探索自己，在畫布中誠實地告解。他一筆一筆自問並天問，沈澱著自己作為云云眾生一員的困惑與感慨，往往在遇到生命的轉折或衝突時，他畫自畫像的次數特別頻繁。1990年至1997年，陳來興至少每年畫一幅，1990、1991年甚至一年多達三幅 (圖2-4)。似乎他對自我的認知，正面臨著變化位移，畫像蘊含著畫家探索生命的多重皺摺空間，風格各自不同。但主人翁手中，大多拿著調色盤或畫筆，這是之前自畫像中未曾見過的。此時畫家似乎更確認了自己的志業。

 

右，圖2：《自畫像》/1990 /  60F/ 油彩。翻拍自《喚醒台灣堅毅的靈魂 陳來興2018個展》/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出版。 

    中，圖3：《自畫像》/1990 / 30F/ 油彩。翻拍自《台灣畫起來 陳來興創作展》/ 2013 / 陳來興美術館出版。   

左，圖4：《自畫像》/1992 / 25F/ 油彩。翻拍自《台灣畫起來 陳來興創作展》/ 2013 / 陳來興美術館出版。

 

 

       在1990年代初期，當街頭運動已進入大鳴大放的狂飆嘉年華時期，他卻安靜沉潛下來，開始探索生活環境的歷史記憶刻痕。彰化市街、童年成長的鄉村、父親的故鄉鹿港、秀水鄉外公家等，都經常出現在畫作中。

       以鹿港為畫作標題，目前筆者所知，是從反杜邦事件發生的1986年《鹿港天后宮的老人們》開始。不過1983年《逝去的歲月》背景中，鹿港式的紅磚瓦牆與辜家大宅形貌已隱約出現。1990年之後，鹿港更頻繁的出現在他的作品中。《鹿港文武廟》(1990，圖5)、《鹿港民俗文物館》(1991)、《靜靜的鹿港龍山寺》(1992，圖6) 等。

 

 

左、圖5：《鹿港文武廟》/ 1990/ 100F/ 油彩/ 范揚橋收藏。翻拍《藝生向陽 2025陳來興回顧展》/ 2025 / 慈林教育基金會。

右、圖6：《靜靜的鹿港龍山寺》/ 1992/ 60F/ 油彩/ 范揚橋收藏。攝於「藝生向陽 2025陳來興回顧展」現場。  

 

                  

       相對於其他畫作中疏朗有致的空間部署，和引人入勝的劇場感，鹿港題材的畫面，既有著從頭開始認識的慎重認真， 卻又顯得複雜糾結，畫面經常被一棵大樹遮蔽視野，層疊疊中還有許多黑色小門或廊道，似乎通向深不可知的過往 。畫家當時彷彿正透過回溯過往，重新認識自己，整理人群與土地、歷史記憶的關係。（筆者最近請教畫家，當時為何畫樹？畫家表示：「因為大樹下總有些人在那裡遮蔭乘涼啊 ! 」頗有禪意且一針見血的回答。）

       1990年初期，經過半個世紀以來的戰爭與戒嚴，大多數人對台灣歷史十分陌生。緣自追溯血脈淵源的好奇，對國族、社會與工作現場的權力關係反思，甚或複雜的大家族歷史恩怨，都使得畫家的鹿港畫作，散發出糾結與較真的氛圍。陳來興的曾祖父陳奇，為清末至日治初期崛起的簳郊慶豐陳家創始人，曾祖父與祖父，皆列名於1907年出版的《台灣南部紳仕錄》中。但父親早年即搬出大家族，畫家出生於父親教書的學校宿舍，童年多生活在自然生態豐富的農村，並未住在鹿港。

       畫家父親的老家，位於知名的「不見天」五福大街福興街口，昔日是鹿港最繁華的樞紐地帶。1934年市區改正時，曾為殖民政府重點治理的區域 (圖8)。戰後，家族已逐漸沒落。1992年，他在父親老家騎樓下，面向十字路口對角的玉珍齋老店與淺絳色洋樓 (今已拆除改建)，畫下一幅《鹿港老街》 (圖7)。此時，親族大多已搬離鹿港，老家只由遠房堂兄，經營一家小型藥局。

        此畫粗曠豪邁的筆觸，與過往其他鹿港畫作的堆疊風格截然不同。其畫面焦點處，是一方空曠的廣場，當中似乎曾經有斑斕的色彩，但目前僅留下擦拭過的模糊痕跡，似乎繁華已煙消雲散，又像是畫家決心清空心中塊壘，去面對全新的人生。就在這一年，他加入了台灣教師聯盟，此後，他長年持續參與公共事務，並經常透過畫作義賣，為NGO社運組織募款。 

 

    

     圖7、《鹿港老街》 / 1992/ 25F/ 油畫/ 摘自《陳來興.繪畫與文字的世界》2003出版。

 

圖8、1934年的五福大街。畫面右側「協成布莊」右邊，擺設樓梯的施工中樓房，即為陳來興父親老家。此處亦為畫家1992年寫生《鹿港老街》時所在位置。本圖為鹿港街役所委託二我寫真館拍攝市區改正後的福興街樣貌。 

 

       1990年初期之後，他的人物作品，更加重視與女性、志業夥伴之間的同理共感。在多幅妻子畫像中，展現比以往更為依戀的情感。畫中人物形象，則從早期的憂鬱，轉為理性、冷靜。這個時期的女性畫像，亦多展現沉穩的強大能量 (圖9-10)。他的寫生景物，則有更多與故鄉、友人之間的深刻流連，例如《農村》(1992)、《花東海岸麻子的家》(1994) 等。到了1995至96年，他以前所未有的豪邁奔放色彩與筆觸，直面人生。《交流道》(1995)、《山腳下》(1996)、《中年的工頭》(1996)、《酒後的自畫像》(1996)..，彷彿要將生命的能量，毫無保留釋放出來。    

 

左、圖9：《抱著希望的少婦》/1977 / 90x72cm / 油彩/ 慈林教育基金會典藏。翻拍自《史記 台灣風情 陳來興畫展》/  2023 /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出版。

右、圖10：《冷靜的時刻》/1994 / 25F/ 油彩。翻拍自《陳來興.繪畫與文字的世界》/ 2013 / 陳來興美術館三版。

 

        在2000年，畫家面臨中風危機前後，他再次連續畫了多幅自畫像。2000年，畫家用鮮豔的藍、紅原色，在眼框、肩膀、胸前勾勒，可想見此時畫家正處於身體不聽使喚的艱難時刻 (圖11)。而隔年的自畫像，一改過往誠實曝露自身脆弱、疑惑，從不美化自己的習慣，以穩定的筆觸，將自己描繪成一位堅定的生命鬥士。畫家昂揚睥睨著命運，似乎在跟自己加油打氣，勉勵自己重新出發 (圖12)。

 

  

左、圖11：《自畫像》/2000/ 25F/ 油彩。翻拍自《台灣畫起來 陳來興創作展》/ 2013 / 陳來興美術館出版。         

右、圖12：《自畫像》/2001 / 90x72cm / 油彩/ 慈林教育基金會典藏。翻拍自《史記 台灣風情 陳來興畫展》/ 2023  /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出版。

 

       這時期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即白色開始被大量使用，呈現與過往黑色調主導所不同的輕盈感。他的景物寫生構圖，經常運用簡短有力的筆觸，客觀重現三度空間所見，而色彩運用則越來越繽紛，凸顯了平面二度空間中，油畫媒材所獨具的趣味性。《都市的憂鬱》(2005，圖13)、《仲夏夜之夢》(2007) 等畫面中，斑斕璀璨的互補色彩在白色主旋律的細膩整合下，彷彿百花盛開，呈現交響樂般的音樂韻律感。

 

  

           圖13：《都市的憂鬱》 / 2005/ 100F/ 油彩。攝於「藝生向陽 2025陳來興回顧展」現場。

      

     

           2008年前後，他第再次頻繁造訪鹿港，留下了《鹿港廟宇》、《鹿港夜景》、《鹿港小徑》、《鹿港老街》 (圖14)  等作品。此時他已較少描繪知名景點，更多時候，流連於尋常的無名常巷弄或寺廟前。在2009年的《鹿港老街》中，天空、路面的天青、鵝黃及繽紛色塊，帶狀樹叢層次豐富的綠色筆觸，營造出輕快躍動的視覺感受，使街巷中的厚重老屋、雜沓人群，似乎隱遁退位，尋常風景蛻變為一方引人入勝的小宇宙。

 

      圖14、《鹿港老街》 / 2009/ 162x130cm/ 油彩/ 慈林教育基金會典藏。 翻拍自《史記 台灣風情 陳來興畫展》/ 2023 /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

 

       筆者最近到宜蘭慈林基金會，參觀陳來興回顧展，在展場及典藏空間，看到多幅陳來興100號以上的巨幅油畫，氣勢磅礡令人難忘。其中一幅無標題油畫，與2008年的《鹿港廟宇》(圖15）構圖極為相似。據知，畫家晚年無法出遠門寫生，經常重新塗改自己的作品，有時亦會重畫昔日舊作。而畫家對林義雄先生頗為尊敬，兩人相知相惜多年，典藏於慈林者通常具有特殊意涵。

       進一步對照兩幅畫作：慈林版的《鹿港廟宇》(圖16)，對具體景物的勾勒筆觸較為粗曠。畫面接近中心位置的廟前金黃色樹叢，處理得更渾圓飽滿 ; 寺廟的黑色大門，改為通透的庭軒與廊道 ; 天際線上新增了兩棵椰子樹 ; 天空與路面，則加上與紅磚廟宇互相輝映的寶藍、灰藍色塊。更動處雖僅寥寥數筆，卻如畫龍點睛，既強調了邀請觀者進入的S型視覺動線，使構圖更具流動的韻律感，亦形成二度空間與三度空間之間的有趣辯證。與2008年原作相較，此圖更具有讓人流連忘返的生命力。可惜筆者臨時拍攝功力不佳，未能呈現原作強大又親切的能量感。 

       在創作與人生閱歷的成熟期。畫家對社會運動雖不改奉獻初衷，但彷彿已放下對人為機制的在意，心中自有衡量客觀世界的尺度，自在自足，更專注於在二度空間的創作小宇宙中，營造色彩與造型的魔法。若說畫家在2000年之前的創作動力，是受旺盛的生命能量所驅使，此時的繪畫，則更近似生命修行與繪畫技巧的琢磨了。

 

   

            圖15、《鹿港廟宇》 / 2008/ 100F/ 油彩。翻拍自《陳來興油畫集》 / 2013 / 陳來興美術館出版。  

  

         

  圖16：  無標題/ 100F/ 油彩 / 慈林教育基金會典藏。攝於典藏現場。

                                

《明日》：無政府主義新劇運動者的沈澱與再集結

                       

       創作是生命的本能，價值的寄託，是朝向美好世界的想望，是有話不能不說。創作也經常是迴避嚴酷現實的逃逸路線，是對現實失望後，轉而寄託理想的桃花源。總也不斷有新事物從邊緣發聲中誕生，激發感性共鳴與思想辯證，從而帶來新的普世價值。

       回溯世紀之初，台灣新劇與電影的奠基者高松豐次郎，在日本曾是一名激進的左翼街頭運動者，而台灣總督府對影劇的相關政策，乃是由懷柔到緊縮，最初僅有消極的「劇場及寄席取締規則」，最終由情報部門強力行政指導，成為國策的意識形態宣傳載體。

       1920年代的台灣新劇，則與反殖民的社會運動思想傳播，有密切關係。有學者認為，新劇運動是基於政治宣傳而誕生 (註1)。《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當時報刊雜誌的記載，及參與者流傳後世的作品、日記，亦顯示，文化協會及左翼社會運動，及其分合消長與衍生事件，對當時的新劇產生了極大影響。文協首次分裂，使得新劇的能量爆發，成為新文協重要的宣傳發聲介面。亦有大量的新劇活躍成員，曾在黑色青年聯盟、新竹騷擾事件、台灣勞動互助社等搜捕事件中，遭到總督府逮捕監禁。

       當時的社會運動，實與亞洲乃至全世界的思潮互相激盪，環環相扣。當台灣面臨殖民化、資本化、現代化的巨大衝擊，西方的現代性論述，亦透過亞洲各地倡議革新者的翻譯與實作，湧入當時知青的視野。1920年代的台北的星光演劇研究會，及彰化的鼎新社，一北一南，是台灣第一代新劇運動的重要先鋒者，影響深遠。而史明在《台灣四百年史》中，直接將鼎新社、新光演劇研究會、民烽劇團、民烽演劇研究會，歸在「無政府主義戲劇運動」章節 (註2)。無政府主義思潮與台灣第一代的新劇運動的深厚淵源，可見一斑。

       這些活躍於劇場的左翼青年，既重視個體自由意志，亦關心現實環境、世界思潮，他們不畏懼向任何主旋律挑戰，在藝術創作與社會運動中摸索嘗試，活出自己所選擇的生命樣態，在台灣新劇史上留下生動的烙印。但，他們如何在自身的社會運動和藝術創作實踐中，提煉出屬於他們的美學價值觀？生而為人的主體性，又如何在他們的創作中彰顯呢？這是本文希望持續探索的方向。

                    

                                   1928年，張維賢、黃天海、周合源與民烽劇團成員在羅東車站前。

 

  一、《明日》與台灣勞動互助社


       鼎新社係由陳崁，潘爐，謝樹元等台灣留學廈門的學生，受到廈門通俗教育社的影響，返鄉後，邀楊松茂(守愚)、周天啟、郭炳榮、吳滄州、陳金懋等在地青年創立。演出劇本包括《良心的戀愛》,《社會階級》等。歷來學界對鼎新社的成立時間，有1923年底、1925年等不同說法，本文採取與陳崁熟識、同時期的新劇開創者張維賢，及同樣生長於彰化的左翼詩人王白淵(1902-1965)，在其新劇論述中所紀錄的1923年12月，作為起始時間 (註3)。

       甫成立的鼎新社積極加入文協，成為社運推廣理念隊伍中的一支健旅。但也因內部成員對積極參與社運有不同的聲音，周天啓等另組織了「台灣學生同志聯盟會」，直到陳崁從中國留學歸來，將其重新整合為「台灣新劇社」。1927年1月3日的文化協會臨時總會中，文協第一次左右分裂，由連溫卿主導，集結「台北無產青年」與各地左翼積極份子，取得文化協會主導權。此時正逢大正駕崩，昭和上台之際，總督府著力於治安維穩，一個月後的2月1日，即藉由一份尚未實際行動的「台灣黑色青年聯盟」文宣，大舉搜捕各地的左翼積極份子。鼎新社許多重要成員，皆被列入「黑色青年」名單，遭到逮補而暫停活動。

       此時，林冬桂於1926年邀請鼎新社成員周天啟指導，在文協新竹支部成立的「新光社」，不得不以初生之犢不畏虎之姿，遞補上陣，與新文協密切合作，於1927年劃下璀璨如流星的巡迴演出紀錄，並協助於北港、台南等地創設新劇團。

       文協第二次分裂後，謝雪紅為首的台共與農民組合，主導了新新文協的共產主義路線，總督府警察沿革志記載，楊逵與在彰化天公壇的劇烈辯論無法取共識，無政府主義者退出文協，另組「台灣勞動互助社」。警察沿革志記載，鼎新社及台灣勞動互助社的創辦人陳崁，與星光演劇研究會、民烽劇團的創辦人張維賢，曾透過經營鈣滋養乳，密切合作，為勞動互助社爭取資金，並收容互助社中的失業人員。陳崁也積極協助《明日》雜誌編輯與寫稿，希望作為無政府主義團體的機關雜誌 (註4)。而從陳崁、王詩琅的文章中，亦可看到《明日》主編黃天海（筆名孤魂）向他們積極邀稿的紀錄 (註5)。

       在孤魂於1930年主編的《明日》雜誌中，鼎新社與民烽劇團，及孤魂聯盟、黑色青年聯盟的核心成員們：張維賢、王詩琅、陳崁、楊守愚等，皆此發表了諸多詩歌、小說與美學論述。其文字從第一人稱的角度，生動呈現了當時他們所遭遇的處境、與同儕團體之間的互動，創作與組織能量的消長。也記錄了他們的藝術美學觀點，及對當時社會的觀察批評。

       現存的三期《明日》，共有十二位撰稿人。其中，主編黃天海以孤魂發表、翻譯了十二篇，數量最多。除此之外，王詩琅有五篇、張維賢與陳崁各有兩篇，楊守愚有一篇，是《明日》雜誌中相對穩定的供稿人，也是少數以本名發表者。其餘七位以筆名發表者，若依當時同仁雜誌的慣例，可能與具名者重疊，也可能一人同時使用多個筆名。

       第一期發表文章的張維賢、王詩琅，與雜誌發行人林斐芳，同屬無政府主義團體「孤魂聯盟」。而王詩琅、陳崁、楊守愚，都在1927年因參與「黑色青年聯盟」而被檢舉，是登記在案的「黑色青年」。這群讓總督府感到芒刺在背的無政府主義者，雖然並不避諱亮出本名行走江湖、甚至可能刻意強調身為黑青的身份認同。主編孤魂仍謹慎地在第二期〈明日雜誌的一個聲明〉中強調：「眾人認為《明日》為無政府主義旗下創辦，乃是一個誤解。雜誌沒有偏於什麼階級，要在沒有「所謂色彩」之中生」 、「能夠形成台灣的美滿的明日的文字我們都要歡迎」 (註6)。

       1920年代台灣社會運動蓬勃發展，中葉之後左翼社會運動更蔚為主流，然內部路線分歧不斷。至1931年，因總督府大肆逮補，左翼社運不得不消聲匿跡，轉而投入更細水長流的文化運動。1930年發刊的《明日》，正處於社會運動遭全面禁止的前夕。重讀《明日》，不僅還原了這群台灣第一波新劇運動與無政府主義者的生命實踐歷程，也見證了他們在艱困環境中互助合作的情誼。他們從大量閱讀、藝術實踐，與一次次的現實運動挫敗中，提鍊出左翼美學理念，並相信，從藝術中的實踐、戰鬥過程中，人將再次重新真正誕生。他們的理念與實踐，至今讀來仍讓人興味盎然，並讓人重新思考藝術與政治的關係。
                                
       《明日》雜誌封面，圖片取自國立台灣圖書館，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      


二、從陳崁〈讀過「漫罵的一封信」以後〉回溯當時社運氛圍


       鼎新社的創辦人之一陳崁，受過傳統私塾教育，擅長傳統詩詞與白話文學，與賴和、陳虛谷等人，同為彰化文學社團「流連思索」俱樂部成員 (註7)，自然是黃天海《明日》雜誌力邀的撰稿者。但忙於社運組織的陳崁，在《明日》第二期的〈讀過「漫罵的一封信」以後〉 (註5)一文中寫道，孤魂君再三耳提面命，他好不容易才在繁忙的社運組織事務之餘，寫出這篇文章「寄給孤魂君充充數兒」。在這篇文章中，陳崁以紀實小說的生動筆觸，描寫自己因一篇謾罵奇文，與張維賢、孤魂君間的互動，及其後的感懷。

       文章開頭第一句便提到：我剛剛到台北的時候，張維賢君對我說：「前幾天從新竹送來一封沒敘名的信，內容很是離奇」。作者聽到主編孤魂君將要將其公表於世，「磅磅的聲浪，震動了腦神經」，話還沒說完，一溜煙兒跑到孤魂君的住宅。而孤魂君看到他，問安之後，便催起稿來：

       「唔，老陳！你什麼時候來？彰化的朋友通通好嗎？「明日創刊號」只有守愚君寄首新詩而已，而你什麼沒有一字....」
      「其中種種緣故...那些慢著說，信先拿來給我瞧瞧」
      「什麼信？」
      「噯，何必裝鬼裝怪，拿來，快拿來，別雕人家的古董」
      「你瘋了嗎？我從沒有信要給你，你什麼對我要起信來？」我聽他說這些話，又看他的狀態，似乎幾分，不，十分真摯的樣子，斷無刁我古董之理，我便叫了出來「老張欺我，老張欺我了」。

       這篇速寫充滿了生動的既視感，陳崁與張維賢、孤魂君三人之間的交情，及他們的性情、神態，躍然紙上。文中，經過孤魂君老實不客氣的點醒，作者看過那封信後，便把它丟在一邊，與孤魂君一番言志。最後，梳理心情，以「酷愛理論的人絕不敢信口罵人，除了瘋子和小孩以外沒有，是不是」作結。聽到壁上時鐘噹當作響，便又匆匆結束談話，在孤魂君的催稿聲中離去。

       陳崁在文章上半段，以寫實中帶著諧謔的筆觸，側寫自己兵馬倥傯、席不暇暖的身影。略帶誇張的丑角姿態中有自嘲，亦有淡淡無奈流瀉其中。文章後段，則自敘面對各路社運弟兄們，種種新仇舊冤的態度。他提到，共產主義派的王萬得，曾書〈直批台灣民眾黨〉一文，被認為影射無政府主義者「學數十冬，阿獃馬空空，書買數百部，未嘗讀一篇，紙筆不離身，三年寫五字」。他及友人看了不僅無動於衷，還當面稱讚王萬得這篇妙文。這與本文開頭，陳崁聽到新竹不知名者來信時的激烈反應，兩相對照，不免令人覺得矛盾。然，全文並未對這封新竹的來信多做鋪陳，些許留白，當時身在局中的參與者，讀來應是冷暖自知。


三、從鼎新社到台灣勞動互助社


       彰化位於肥沃的農業平原，是巴布薩平埔族人的祖居地，清領時期的中部政教中心。日治時期的彰化，則是總督府眼中的「思想惡化之地」，既是無政府主義新劇運動的大本營，亦是農民運動的誕生地之一。

        彰化鼎新社的創始成員陳崁，為人豪邁，重義輕財。早期受私塾教育，曾留學廈門、上海，精通新、舊文學。根據鼎新社、台灣勞動互助社成員杜有德晚年的回憶，陳崁出身富裕的大地主家庭，位於彰化東門的家中，經常有許多劇團成員與社會運動者前來投靠、聚會。謝雪紅當時亦是座上賓，還曾因婦女身份遭受歧視，力排眾議，在此留下膾炙人口的傳說 (註8)。

       陳崁次子陳波堂則憶道：「阮阿嬤常常說，阮家親像在開旅社、開飯店，來這裡的，都是有問題的人」。他雖不清楚日治時期的父親，是無政府主義社會運動的領導人，仍記得：「父親晚年常常提起抗日經驗、最常提他們那一群結拜的義兄弟，有蔡孝乾、莊泗川、周天啟、王敏川、黃周、吳蘅秋、張傳義、莊守、王有芬、王清實、甘得中、賴和等」; (註9)。

       話說1926年6月，經過整合的台灣新劇社，在彰化座開演。不久周天啓即受文協新竹支部負責人林冬桂之邀來到新竹，擔任新光社劇團的表演老師。當年年底，新光社首次公演時，台灣新劇社亦受邀前來演出《我的心肝肉兒》，新竹文協前輩黃旺成觀賞後，評論道：「忽而令人悲，忽而令人喜，熟練的功夫，就是專家亦不過如此」(註10)。而根據當時日日新報的報導，「彰化方面聘請斯道先覺者上壇，兼為施乾氏愛愛寮宣傳宗旨」 (註11)。顯示張維賢可能也受邀前來，台北、新竹、彰化三處劇場人士，當時應已建立了密切關係。

       1923年，由左翼青年所組成的台北青年會，在遭到總督府後搜查後，另組台北青年體育會、台北青年讀書會，並衍生出路線更為激進的「台北無產青年」，與倡議體制內改革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立場日漸分歧。1926至1927年，可謂多事之秋，越來越多無產青年加入文協，文協在調整綱領的協商過程中擦槍走火，引發了新舊文協分裂，導致林獻堂、蔡培火、蔣渭水等創會元老退出，連溫卿成為新文協左翼路線的領導者。

       1926年底大正天皇駕崩，隔年2月1日，總督府對甫開始進行台日、南北串連的黑色青年聯盟，展開了大規模搜捕，鼎新社主要成員大多入獄。牢獄之災促成了各路黑色青年間的向心力，這一年，新光社鬥志高昂，透過新文協幹部林冬桂的規劃，延續鼎新社宣揚改革理念的任務，積極全國巡迴演出，成為當年度最活躍的新劇團體 (註12) ; 而蔣渭水、蔡培火等不同路線的文協大前輩，也積極協助受到不當審訊的新光社成員。但同年底，新竹騷擾事件擦槍走火，林冬桂等眾多新文協幹部被羈押，再次埋下文協內部的無政府主義派與共產主義派分裂的遠因。新竹文協的資深成員楊良、黃旺成、吳廷輝等人，則選擇支持蔣渭水與台灣民眾黨。

       1928年中旬，連溫卿等山川均社會民主主義派，遭新文協批評。謝雪紅與農民組合簡吉合作，提出婦女部、青年部、救濟部等組織綱領，亦參與文化協會事務，影響日深。農民組合由駐彰化支部的葉陶，斗六支部的楊貴(楊逵)，組織彰化青年讀書會 (註13) 。當時，因其主張共產主義與階級鬥爭，與主張互助論的彰化無產青年（無政府主義派），在理念與實踐策略上溝通不良。1928年年底，文協在彰化天公廟舉行辯論會，共產主義派（楊貴、吳石麟、葉陶、石錫勳等）與無政府主義派（陳崁、潘爐、郭炳榮、謝有丁等）在激烈辯論後終於決裂。其後，吳石麟在文協彰化支部大會的幹部選舉中，延遲通知無產青年派，導致無政府主義者全部落選。陳崁、蔡禎祥、周天啟等人決定退出文化協會 (註14)。

       1929年3月，陳崁先與周天啟、黑色青年陳煥圭、鼎新社成員杜有德等七人，組織「旭瀛社」，從事電影巡迴放映，並擔任辯士，在大甲、霧峰、草屯、新竹、嘉義等地，播映《空谷蘭》、《新人的家庭》等電影，頗受好評 (註15)。

       1929年11月1日，「台灣勞動互助社」在彰化天公廟舉行創會式。創辦人有陳崁、蔡禎祥、王清實、郭炳榮、杜有德、溫良德等人。周天啟、楊守愚等鼎新社元老成員，則列席旁聽。當天，島內的友誼團體，工友總聯盟李友三、文協新竹支部(同時也是新光社社員) 陳金城、台北支部王紫玉、農民組合張道福等，也受邀前來致賀詞(註16)。

       台灣勞動互助社的創會活動方針為：ㄧ、與台灣所有社會運動團體建立友好關係。二、互助社應與各團體互相提攜從事解放運動。創會宣言則提到：「勞動者如果不努力奮發就唯有饑寒至死。----觀諸貧富懸殊的現代社會現實，我們毋寧相信人口劇增是次要問題，而社會罪惡的根源在於社會結構與分配得不均。....團結起來鬥爭！我們必須透過覺醒與團結來完成五一勞動節未竟的光榮歷史任務！」 (註16)。綜觀全篇，無政府主義者跟共產主義者，並無明顯對立的意味。

       回到陳崁〈讀過「漫罵的一封信」以後〉，文中提及的王萬得，早在台北無產青年時期，就與張維賢等共同組織「台灣藝術研究會」(註17)，又與陳崁同時因「黑色青年聯盟事件」被檢舉 (註18)，雖然日後因理念路線不同而分裂，面對兄弟鬩牆之痛，作為社運大哥的陳崁，應有一定的胸襟氣度來包容、排解。

       到了陳崁寫此篇文章時，正逢無政府主義者脫離文化協會，另組「台灣勞動互助社」不久，社務繁忙。筆者推測，新竹應有一群令他們相當在意的人或事，與當時的無政府主義社運推展大局，甚至與文協、民眾黨三者在社運中的勢力消長有關。線索有四：一、前文提到，1926年底「新光社」成立時，周天啓曾受邀擔任表演老師 ; 同年底首次公演時，彰化新劇社前來助陣演出，星光演劇研究會亦可能受邀前來致詞。二、1927年7月25日，新竹文協由林冬桂、李傳興擔任司會者，舉辦雄辯大會時，張維賢、黃天海皆曾受邀前來演講 (註19)。三、台灣勞動互助社成立大會時，新光社、新竹文協成員陳金城受邀前來觀禮。四、曾與陳崁、張維賢合作經營鈣滋養乳的陳煥圭，亦是新竹文協成員 (註20)。而在警察沿革志與日日新報中，陳煥圭曾留下與共事前輩爭論的紀錄 (註21)。如此看來，這群曾與他們有深厚淵源、密切交往的新竹文協年輕人，當時究竟挺誰？是否在四面楚歌聲中，就此斷袍割義？陳崁為之掛心，也是理所當然的了。      

       在這篇文章一開始，張維賢對這篇新竹寄來的「奇文」興味盎然，甚至對忙於奔走社運事務的陳崁頑皮賣關子，態度相對輕鬆，或許是因為他早已選擇遠離文協事務。但曾為宜蘭文協成員的主編孤魂，竟在本文的後記中公開表示：「內心是希望他寫個和王萬德兄們清算的文字來，以開兩方的清算大會。哪知陳崁兄竟取很消極的態度....其實我是很不感心。我以為革命家應要有熱熱烈烈的熱情，才能做一點事來」。面對陳崁的謙讓，他希望「不要以理智扣留著你們不滿的心情」。此二人儼然拉戰場添薪柴，「站關山看馬相踢」。為何如此起鬨 ? 可觀諸新竹文協的後續發展 ; 亦可從黃天海的無政府主義者藝術觀，及張維賢的新劇實踐歷程說起。


                       

                                   孤魂聯盟成員，前排右一為張維賢，右二為施乾  (簡永彬先生提供)。

 
四、孤魂聯盟與《明日》中的現代化景觀


       日治時期的台灣，為多族群的移民社會。觀諸當時傳統領域被侵佔，流離失所，文化認同岌岌可危的原住民 ; 或從唐山橫渡黑水溝來台，九死一生，舉目無親的羅漢咖，都有著相似的離散命運。而民間社會長久以來械鬥、民變頻繁，從王爺信仰、鄉間各處可見的萬善同歸祠，到每年七月盛大的普渡祭典，皆可看到，在常民百姓心靈中，安慰陰陽兩界的孤魂野鬼，以求現世平安，乃為歲時祭儀中的大事。

       在殖民政府的規畫下，日治時期的台灣，首度進入現代化、資本化歷程。農村的地貌紋理，隨著開發的腳步急速變遷。而因應都市開發與勞動力的需求，鄉村的物產與人口，則隨著火車的運輸不斷外流。許多年輕人離鄉背井，前往大城市討生活，他們大部分是孑然一身的無產者，脫離原來的社會文化網絡，在都市中成為失根的孤魂。二次戰後，隨著越加快速的資本化、都市化腳步，及重工商抑農業的政策規劃，被迫從農村遷往都市的勞動力大軍，更成為數個世代鄉村青年的宿命圖像。

       《明日》雜誌的發行人林斐芳、主編「孤魂」黃天海，與張維賢、稻垣藤兵衛、周合源等人，同為孤魂聯盟成員。其宣言：「孤魂即為生前孤獨，死後無處可依的可憐靈魂之謂，其悲哀恰如吾人無產階級農民現代的生活。吾人於此組織孤魂聯盟，將為我等的光明，參加無產階級解放運動。」(註) 。這群因現代化驅力而離開故鄉的孤魂，在劇烈變動的城市地景中勞動的身影，是1920年代的張維賢、林斐芳、施乾等「孤魂聯盟」成員，著力關切的圖像 ; 亦是自1923年台北青年會以來，台北無產青年、新文協等左翼青年社運組織，所迫切召喚的對象 (註) 。      

       在《明日》第一期，黃天海透過〈我的故鄉宜蘭〉一文，從第一人稱角度，回顧宜蘭因鐵路開發而產生的地景與社會生活網絡變化，為現代化這條一去無返的單向通道，刻畫出具體圖像與深度反思(註)。從宏觀的現代性視野，重新提煉「孤魂」這個民間傳承已久的概念，使其在現實社會中，聚焦為有血有肉的圖像 (註) 。

       第二期的《明日》中，黃天海則透過〈對藝術與新興藝術的管見〉一文，強調文藝是「生」的手段：當生活被外在制約所綑綁，人可以，也必須必須透過文藝，發揮一己的自由意志，去追求真正自主自治的「生」，這種生活中日復一日的戰鬥，便是創作的原動力。正是這樣的觀點，驅使他投身民烽劇團與《明日》雜誌，透過藝術實踐，回應自身與環境所處的現實課題。

       張維賢是台灣第一波新劇運動最早投入的先驅者。相較於著力宣揚革新理念，與文協密切合作的鼎新社，或當時其他業餘愛好者，張維賢對新劇的探索與實踐，持續更長的時間，他活躍穿梭於亞洲各地，並多次赴日向築地小劇場取經，而發展出更細膩的劇場技術與藝術觀點。其創作延續到台語片時代 (註)，被稱為台灣新劇之父，可謂當之無愧。

       張維賢同時也是一位具有社會改革抱負的無政府主義者。前文提到他在星光演劇研究會之前，1925年曾與台北無產青年成員王萬得、潘欽信、王井泉等人成立「台灣藝術研究會」(註) ; 1926年，又於與林斐芳，組成無政府主義團體「孤魂聯盟」。而星光演劇研究會，曾多次與施乾合作，為收容貧民的「愛愛寮」義演募款，可窺見其悲天憫人胸懷。

       他們的創作與社會實踐，尊崇自由意志、互助合作、反抗權威，並非虛無的個人無政府主義者。這也說明，張維賢的新劇創作，與他對社會主義思想的探索，及現實公共事務的參與，是同時進行的。此三者，如何互相影響，他如何在藝術行動中，呈現社會觀察、實踐社會理念？或許可透過他與王詩琅、黃天海等同好所書寫的藝術論，略窺一二。

五、《明日》中的無政府主義者美學初探

       如前文所述，上述集結在《明日》的撰稿人，都是1920年代，台灣第一代新劇運動中，重要新劇團體的核心成員。張維賢是星光演劇研究會、民烽劇團的創始成員 ; 陳崁、楊守愚則是彰化鼎新社的創始成員。綜觀這群台灣第一代新劇團體的核心人物，其無政府主義思想，是否深刻影響其創作態度，形成獨特的藝術美學觀點，頗值得後人關注。
       張維賢、王詩琅、孤魂三人，皆在明日中，發表了他們的藝術觀點論述。分別是第二號中，王詩琅的〈新文學小論〉、孤魂的〈對藝術與新興藝術的管見〉，及第三號中，張維賢的〈藝術小論〉。

       三人文章各有關心的領域及思考與實踐方向，但亦具備了一定程度的美學共識。首先，他們大致認同舊俄文學家托爾斯泰的藝術觀：藝術是將自己體驗到的情感意識，透過某種方式表達出來，讓他人共鳴，經驗到同樣的感情。以此為起點，他們既強烈批評僅提供快感經驗，取悅少數支配階級，將藝術商品化的行為 ; 也反對僅有意識形態，沒有生氣的作品。張維賢在史達林提出「以社會寫實主義作為藝文指導原則」前兩年，即預言般地批評普羅藝術「將藝術歸在無產階級做專賣特許」，可謂具有一定的遠見。

        王詩琅則在〈新文學小論〉中，引用馬克思主義革命家與作家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Бухарин，1888—1938）所言：「文藝的本質是安那其的」。向來博學好讀的他，先是提綱挈領羅列各家美學觀點，接著提出藝術是：「人類內部感覺著事，受了不得不表現的本能衝動而表現出來，是純真的、自由的發露，是生命的創造」。他認為，超群的傑作不僅具有藝術價值，也自然具有社會價值。在在另一篇〈生田春日之死〉中，一位日本作家的自殺，則讓他領悟到：與其作為厭世的個人無政府主義者，不如積極追求社會解放。

       在《明日》第三期的〈藝術小論〉中，張維賢分析，產業革命後，為了提高生產力，人類被異化成為機械大量生產的奴隸，「分業制度，使人人俱有的創造本能撲滅」。而藝術則是長期以來被放在象牙塔內，成為少數專家擁有的技藝，藝術家與販賣商品給權力者及資產階的商人無異。張維賢曾多次前往由小山內薰、土方與志等人所創建的東京築地小劇場學習，對寫實主義劇場 ; 及表現主義、構成主義等前衛美學並不陌生。

       張維賢提出以「集業制度」來取消專業者的壁壘，「使筋骨勞動者和智識勞動者融合一致」，他認為，若要獲得創作靈感，應離開書齋，「跑入塵埃滾滾、聲浪雜沓的生活裏頭」。同時，需結合眾人一同前進，用所有的方法，去喚醒人類與生俱來的創造本能，「打開壓制著我們的自由自在的伸縮性的一切怪物」，讓人人有機會去實現自主自治的創造力，不需再依賴專業者。如此，人人皆能以真的藝術，去實現真正的幸福人生。

       張維賢在1930年提出上述藝術觀點，強調創作平權與集體創作中的靈感互相激盪。同年，他成立民烽演劇研究會，舉辦一系列戲劇、音樂、舞蹈、美術、文學講座，由他講授「舞臺藝術」、黃天海講授「近代劇概論」。但1931年，黃天海逝世，同年8月30日，因參加「台灣勞動互助社」，張維賢與陳崁、蔡禎祥、王詩琅、王清實、吳泉木等人遭到總督府逮捕，劇團事務也因此中斷。1932年張維賢再度赴日進修。返國後，持續組織「民烽劇團」，1933年在永樂座公演易卜生《國民公敵》等劇目，精緻嚴謹的舞台技術廣受各界肯定。1934年，民烽劇團受日人組織的台北劇團協會邀請，在榮座的「新劇祭」中，演出《新郎》，又受到熱烈迴響。

       然而時序進入軍國主義盛行的皇民化時代，臺灣演劇協會對戲劇演出進行管制，張維賢遂中斷新劇事業，前往中國大陸經商。戰後，他返台與友人創辦東陸影業公司，1958年拍攝台語片《一念之差》，但賣座不佳，改在三重埔的五穀王爺廟街開設養雞場，卻遭颱風淹沒。

       設若沒有皇民化與白色恐怖，張維賢的劇場理念，是否將在戰後持續推進？其神采，是否與1960年代百花齊放的小劇場、1970年代的巴西被壓迫者劇場，互相輝映，並在亞洲劇場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六、未完成的志業

       隨著1931年的左翼大逮捕，所有的左翼社會運動被迫沉寂下來。而黃天海於1931年早逝，《明日》雜誌隨之停刊。社會運動的沉寂，使更多年輕人轉而投注於文化工作。王詩琅與陳崁，皆曾因黑色青年聯盟事件與台灣勞動互助社而入獄，在1927年至1935年間，王詩琅共入獄3次。此後，環境已不允許他對現實世界投入改革時踐。因此，他改以寫作為志業，並繼黃天海之後投入雜誌編輯，曾先後主編《台灣新文學》、擔任《民報》編輯，《和平日報》主筆。

       1930年代各種小型刊物的崛起，使1920年代年輕人對社會改革的一腔熱血激情，得以在文字書寫中，持續細水長流，並獲得更多沉澱與轉化。繼張維賢的新劇實踐之後，另一位在新劇實踐上留下重要足跡的張深切，在1934年成立台灣文藝聯盟，林摶秋也在1943年組織厚生演劇研究會實踐，具有改革淑世理想的文藝實踐，依然不絕如縷。

       在日趨嚴酷的軍國主義政策，與隨之而來的戰爭鐵蹄下，張維賢、王詩琅遠渡中國，戰後兩人返台，張維賢投入台語片製作，但僅拍攝《一 念之差》即黯然退出。王詩琅則開始從事臺灣歷史及民俗文化、鄉土文獻編纂、也投入兒童文學，修《臺灣省通誌》。 自公職退休後，又擔任《臺灣風物》雜誌社編輯，從事鄉土文獻之整理與研究。晚年時則開始註譯《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解嚴前後，王詩琅成為1980年代社運青年積極拜訪的對象。在同樣反抗權威，多元思想綻放的1920年代與1980年代，建立起一條互相理解、借鑑的時間通道。

       鼎新社諸位元老中，陳崁選擇隱居山林：陳崁的兒子表示，戰後白色恐怖年代，陳崁變賣彰化家產，隱居台東耕讀，得以安享天年。周天啟則在戰後繼承家族勢力，成為戰後彰化地方政治的重要的意見領袖。當年的同儕，做出了截然不同的生命抉擇。

       鼎新社與星光演劇研究會、民烽劇團，以及日後集結而成的《明日》雜誌與台灣勞動互助社，均透過劇場及文藝創作，實踐生命理念熱情，以合作社型態的勞動協力，支撐現實經濟並實踐互助理念。他們當年對藝術與人類社會之可能性的思考與實踐，至今仍值得當代的我們作為參照座標。

(未完待續)



註1：《日治時期台灣文化協會新劇運動系譜》，白春燕， p6。
註2：  詳見《台灣四百年史》第十章「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台灣」第5-h節 「島內社會運動 的抬頭與發展」，史明。
註3：〈台灣新劇運動述略〉p83，張維賢 ; 及《荊棘的道路》p288，〈台灣演劇之過去與現在〉，王白淵。
註4：   詳見《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中卷第四章，無政府主義運動第五節，台灣勞動互助社。
註5：  《明日》第一卷第二號〈讀過「漫罵的一封信」以後〉，陳崁，p14。
註6：  《明日》第一卷第二號〈明日雜誌社的一個聲明〉，p28。
註7：1925,2,11的《台灣民報》，曾刊載陳崁(若虛)參加流連思索俱樂部，與楊守愚、賴懶雲、陳虛谷等多人集體創作，諷刺仕紳行為的詩詞集。
註7：  《明日》第一卷第二號〈讀過「漫罵的一封信」以後〉，陳崁，p19。
註8：  〈台灣苦旅 : 日據時期的台灣無政府主義群像〉p231，呂興忠，彰中學報第23期。
註9：  〈台灣苦旅 : 日據時期的台灣無政府主義群像〉p232，呂興忠，彰中學報第23期。
註10：《黃旺成先生日記》，1926年11月25、26日。
註11：《臺灣日日新報》1926,11,26，〈文化劇好評〉。
註12：新光社在1927年旺盛的活動力，可見《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209頁，演劇回數及人數附表。
註13：參考《台灣農民組合本部存留檔案》，1928/8/29。及《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中卷第六章，農民運動第三節第一款，台灣共產黨翼下的台灣農民組合。
註14：見《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中卷第四章，無政府主義運動第五節，台灣勞動互助社。
註15：《台灣民報》1929.3.24,第 6 版，〈旭瀛社電影開映〉。
註16：詳見《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中卷第四章，無政府主義運動第三節，黑色青年聯盟。附表中，王萬得列於法院送致名單，但被標示為「逃走」。註19：詳見《台灣民報》、《臺灣日日新報》，及《台灣政治運動史》,連溫卿。
註17：詳見《日治時期台灣文化協會新劇運動系譜》白春燕， p128。
註18：見《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中卷第四章，無政府主義運動第五節，台灣勞動互助社。第二，台灣勞動互助社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