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之聲：新劇與臺語片 演出手冊

                 

                   

影之聲：新劇與台語片 聲音、影像、行為、裝置 

Sounding Out ! Silent Threshold : New Drama and Taiwanese-Language Cinema  

演出者： 

丁麗萍   Lipingliping  ( Sound Poetry Action Poetry ) 

Guylaine Cosseron   ( Soprano/ Performance ）

張登堯  Chang Deng-Yao ( Erhu /  Performance )  

陳揚宗  Eduardo Jimenez ( Audio Engineering/ Performance )

陳怡君  Chen Yi-Chun ( Film/ Installation/ Performance )

蔡明璇 Tsai Ming Hsuan （Lighting Design for the Lukang site）   

高大衛  Baran David Louis Henri  （Lighting Design for the Lukang site）

王宇安  Wang Yu-An ( Film Mixing )  

 

 

序曲：

一：詩行動  尋鳥的孩子點燈     丁麗萍    騎樓至穀倉間

高舉空鳥籠，朗詩，沿著牆面行走。 來回街道暗處。有時如Dada，荒謬，強弱相間 。

二：《新劇與台語片》＋箴言遊戲    陳怡君、王宇安/2026/ 28min     小天井至大天井

回顧新劇、台語片淵源，與當代青年的日常生活經驗隨想並置。作實驗性投影播映。

三：《影之聲》   陳怡君/2026/ 3min40sec      穀倉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QHUQ6gEutM

  嘗試探勘臺語片中呼之欲出的內部聲音。將林摶秋、辛奇、呂訴上三位導演，在1957至1969年間的六部臺語片片段，重組為一部短片，作實驗性投影播映。引用篇幅依序為：《錯戀》(1960)、《燒肉粽》(1969)、《愛情十字路》(1957)、《地獄新娘》(1965)、《難忘的車站》(1965)、《危險的青春》(1969)。

        1955年，《薛平貴與王寶釧》賣座成功後，台灣迅速捲起台語片浪潮。1956年，鐘聲劇團邀辛奇編劇，將舞台劇《雨夜花》改編為台語片，成為年度現象級賣座影片。1957年，台語片產量來到第一波全盛時期。 張深切創設藝林影業公司，以《邱罔舍》獲得第一屆台語片影展特別獎 ; 林摶秋在蟄伏十年之後，也成立玉峰影業公司，將自家牧場興建為「湖山製片廠」。1958年，新劇前輩張維賢亦成立東陸影業公司，投入《一念之差》拍攝。
       在台語片崛起的前五年，日治時期活躍的新劇與文化運動人士，紛紛積極參與。這些影片的製作、投資者、幕後人員與培訓師資，可上溯到1920年代的星光演劇研究會、1930年代的台灣文藝聯盟及1940年代的厚生眼劇研究會。第一代新劇運動者張深切集結中部菁英，將知識分子的內在情感，寄託在民間故事等通俗文化領域 ; 張維賢則強調「藝術上的真」，注重參與者的創造本能與自由意志。不同世代、派別的文化工作者，互相串聯，形成一個緊密而活躍的文化實踐系譜。他們著力培養人才，經營劇本，健全環境設備，為往後的台灣影視產業，打下了深厚基礎。
       然1958年之後，冷戰時期緊縮的政策壓力，主管機關撤換，使台語片面臨底片匱乏及嚴格電檢制度。湖山製片廠、華興製片廠分別於1960、1961年停工，多位前輩黯然退出。第二代新劇導演林摶秋、辛奇導演當時正值壯年，他們暫時放棄寫實諷刺路線，專注於含蓄隱喻及鏡頭表現張力，在家庭通俗劇題材中，隱喻個人和家/國的關係，持續創作，在第二波臺語片崛起後成為大導演。僅存的少數台語片作品，是一座通向靈光與記憶的時間隧道，值得不同時空的人們不斷與之對話。這個活動將以新劇與台語片為靈感，結合不同領域的當代藝術工作者，以即興聲音、影像、行為、裝置等手法，重新演繹這段被遺忘在膠卷裡的歷史。

第一幕：回憶之聲    Act I : The Sound of Memory

       由陳怡君的行為展開。眾人以宜蘭民謠為引子，即興吟誦。回顧1930年《明日》雜誌主編孤魂(黃天海)的感慨提問：當火車象徵的現代文明進入宜蘭純樸鄉間後，為何當地的物產及年輕人，開始被大量輸出到外地？影像以當代青年生活速寫，與描述1920年代新劇青年的《黑色Anarchism 在詩與革命之間遊走的黑色青年》演出片段融合穿插，追溯一群將創作與社會運動揉為生命志業的青年，跨越不同世代的相似命運與未竟理想。
       1928年「黑色青年聯盟事件」後，張維賢前往東京築地小劇場，返台後與黃天海等在宜蘭成立「民烽演劇研究會」。1930年在《明日》發表〈藝術小論〉，提倡在藝術創作中實踐理想的人類社群關係。然而1931年8月30日，張維賢與鼎新社陳崁因「台灣勞動互助社」遭到總督府逮捕，不久後黃天海逝世，劇團事務中斷。1932年，張維賢二度前往東京，研習以即興創作發掘潛能的達達魯庫羅茲律動法。1934年，親炙張維賢訓練的宋非我，在新劇祭中獲得最佳演技獎。然皇民化趨勢高漲，劇團因無法以母語演出而解散。
       1920年代以文化協會為核心，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等宏大敘事互相爭論、取代的社會運動，在1930年代初期，逐步轉向各個小型文化社團及文學刊物之間的橫向連結。1930年，張深切在臺中創立「臺灣演劇研究會」。同一時期，黃石輝、郭秋生主張，處於殖民地的臺灣人，應以民間文學為基礎，建立言文一致的臺灣話文書寫，引發了台灣話文論爭，郭秋生、莊遂性等發行《南音》雜誌。1931年，殖民政府對左翼社運進行肅清後，1933年，論爭中持不同立場者集結為「臺灣文藝協會」。1934年，經張深切、賴明弘等積極游說，再集結1932年發行《フォルモサ》的「臺灣藝術研究會」，成立「臺灣文藝聯盟」。從此，活躍於亞洲戲劇、文學、美術、音樂、舞蹈等不同陣營者，透過小型文化社團及文學期刊，彼此支持，互通聲氣。

 

第二幕：謎情之聲(一) Act II : The Sound of Enigma

        由丁麗萍詩行動＿非人非獸＿展開，象徵常民反殖民的憤怒。前段以搖滾樂手陳揚宗的靈魂吶喊，隱喻科技文明之壯麗懾人，與法西斯軍國主義之窒息感，實為一體兩面。後段以嘉義民謠曲調為引子，回應1943年「厚生演劇研究會」以本土庶民文化與軍國主義抗衡，小蝦米對大鯨魚的精神。影像則以臺語片《阿三哥出馬》，呈現庶民文化的樸拙天真與強大生命力。
1920年代，西方機械文明成為東方新興殖民地官民憧憬的圖像。1940年，大政翼贊會則以振興地方文化作為動員策略，懷柔強化殖民地前哨站的夥伴關係，《文藝台灣》浪漫主義路線蔚為主流。星光演劇研究會創始成員歐劍窗與宋非我組「鐘聲新劇團」; 另一位成員王井泉則開設山水亭餐廳，與張文環發行本土寫實路線的《台灣文學》，指出在殖民政府「國民總力戰」中銷聲匿跡的新劇，無法以移植內地新劇來解決問題。1943年2月，台灣文化賞評審工藤好美認為浪漫主義具有闡明精神主體性的能量，能對存在展開新的創造，與現實主義精神相通。引發了「糞寫實主義」論戰。 

1943年4月29日，王井泉、張文環、呂赫若、林摶秋、簡國賢與音樂家呂泉生等人創立「厚生演劇研究會」。推出《閹雞》、《高砂館》、《地熱》、《從山上看見的街市燈火》等四劇。對這「台灣第二次新劇運動」。基督徒簡國賢說，戲劇之道是「行踏秋霜的嚴峻之道」。林摶秋導演則說「既是獻身於台灣演劇的人，也只有一步一步像牛一樣繼續走」。

 

第三幕：喪亂之聲 Act III : The Sound of Disorder

        由張登堯即興二胡演奏開始，聲音以張邱東松 (1903-1959) 於1949年創作詞曲的《賣肉粽》歌謠 ; 辛奇於 1956年擔任編劇的《雨夜花》臺語片、1969年導演的《燒肉粽》臺語片為靈感。影像則以辛奇導演在戰亂大環境中，從新劇轉到台語片的經歷回憶 ; 及台語片製片張薰南先生，對戰後初期新竹戲院生態的口述回憶為主。
戰後初期，各機關討論歌仔戲禁止或改良問題，臺北市電影戲劇促進會理事長呂訴上積極陳詞，組成「臺灣歌仔戲改進會」; 1952年成立「臺灣省地方戲劇協進會」。臺語片導演辛奇、製片戴傳李，皆曾蟄伏在協進會，從事修改劇本工作 ; 張維賢、林摶秋、莊垂勝等日治時期活躍的文化運動者則隱居鄉間開墾農場，互約拜訪之期。然1950年代全球捲入美蘇兩大強權角力的冷戰中。1954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台灣納入第一島鏈，隔年越戰即揭開序幕。新劇旗手簡國賢於1955年4月死於獄中。同年底《薛平貴與王寶釧》上映，臺灣各地捲起了臺語片浪潮。

第四幕：謎情之聲(二) Act IV : The Sound of Mystery

        丁麗萍與Guylaine Cossero以民謠為靈感，吟唱女性與弱勢族群在困境中的生命力。影像則以林摶秋的 《錯戀》、《六個嫌疑犯》(1965) ; 呂訴上《愛情十字路》 ; 辛奇《雨夜花》 (1956)、《地獄新娘》、《難忘的車站》、《燒肉粽》、《危險的青春》等片段交織。呈現白色恐怖籠罩中，創作 者僅能以含蓄哀婉的家庭通俗劇，寄託個人對家/國的傷痛。
韓戰結束不久，1954年5月「新文學與新劇運動座談會」集結多位日治時期活躍的文化運動者，整理戰前文學、新劇與電影的階段性成果。參與者張維賢、呂訴上日後皆積極投入臺語片。1955年，邀請香港影人的《自由影業商來台拍片進出口器材統籌處理辦法》連帶使臺語片獲得膠捲進口管道，而來到第一個產製高峰期。然1958年八二三炮戰後，台海處於一觸即發的緊張情勢。電影主管機關由教育部影輔會改為新聞局電檢處。

  1959年1月《國產影片獎勵辦法》改為《獎勵國語影片辦法》，一字之差，使臺語片面臨底片源頭緊縮、業界低價搶時效局面。張維賢、張深切、呂訴上等懷抱理想的前輩，成為一片導演，黯然離場。 湖山製片廠和華興製片廠，也分別在1960，1961年停止營運。然具有第二代新劇背景的林摶秋、辛奇導演，當時正值盛年，在日益緊縮的言論空間，他們以隱喻性的故事情節，挑戰新類型，描述從前現代過渡到現代工商業社會中的種種現象 ; 以失衡構圖 、複雜景框、多重敘事軸線、音畫不對位等實驗性語法，探索電影表現張力。洞悉時局及創新實驗的膽識，儼然超越了時代給予的侷限。

 

第五幕：未竟之聲   Act V : The Sound of the Unfinished

影像音樂自由即興。
       1958年張維賢在《一念之差》電影本事中表示，這部戲「言正情必純。言行必一致，實在而自然的話，必須配以實在而自然的動作，才有藝術上的真」。以「真」作為標竿，透過台語片完成新劇時期未竟的美學課題，是1920年代至1950年代，信仰不同政治光譜的文化實踐者們，彼此之間的最大公約數。而在大數據、網路同溫層瀰漫、AI當道的當代超真實世界，什麼會是屬於我們之間的最大公約數呢？

 

                                                      

演出場地：

 

新竹江山藝改所    Jiang Shan Yi Gai Suo

成立於2013年，主持人張登堯是擅長二胡演奏的即興音樂家，經常策劃、推動各種藝術展演，邀請世界各地聲音藝術家前來演出，並提供國內外各領域的藝術家與創作者，實驗性的展演空間。目前一樓除了表演空間，也是風格多元的書店和素食咖啡館，以環境友善、生命關懷為出發點，提供咖啡、茶和精釀啤酒，幸運的話可品嚐到選用在地小農、公平貿易食材的全植餐飲。二樓為小型展覽場與用餐空間，以老式傢俱、窗臺、櫥櫃等復古擺設，細說時光的韻味。第一代、第二代江山藝改所皆位於富有歷史縱深的新竹舊城區巷弄中，為老屋改造的多元藝術空間。既是孵育夢想、傳達創作理念的藝術實踐場，也是公共議題的友善交流討論平台。  

鹿港鎮中山路198號

為《影之聲》演出者陳怡君、陳揚宗祖先的老家。位於鹿港五福大街之福興街，屬鹿港目前縱深最長、內部建築格局保存最完整的老屋群落之一。興建於清朝中後葉，為典型的港口長條街屋，因應商港密集貨舖及海島型氣候所需，面寬狹窄而進深長，總長度約80公尺，共有四進，各進之間以天井、廚房銜接，綜合了店面、工作坊、儲藏、居家等功能。立面維持1933年市區改正時期留存至今的典型現代主義風格。此區在日治時期至戰後，中西醫藥坊密集。各家族歷來培育、支持多位文化藝術工作者，包括詩人莊太岳、周定山 ; 中央書局創辦人莊垂勝 ; 攝影家許蒼澤、黃季瀛 ; 畫家陳來興、林建元 ; 書法家黃祖輝
、李孟晉、陳昭坤等。據崛起於清末的竹敢郊（上竹下敢，發音為kám，主理南北雜貨交易）慶豐行家族口傳，1888年施九緞之亂後，原屋主受牽連而遭宅第充公，老屋輾轉為慶豐行購得。目前店面為休業中的慶安藥局。

 

               

引用與致敬圖像：

《明日》雜誌，1930。

《南音》雜誌，1932。

《福爾摩莎》雜誌，1932。

〈厚生演劇研究會〉第一期研究發表會手冊，1943。

《臺北文物》北部新文學新劇運動專號，1954。

《雨夜花》電影海報，1956，邵羅輝導演，辛奇編劇。

《邱罔舍》電影海報，1957，張深切導演。

〈第一屆台語片影展特刊〉，1957。

《一念之差》電影海報，1958，張維賢導演。

《阿三哥出馬》電影海報，1959，林摶秋導演。

《風城影話》，1996，駱柳璋提供，潘國正編著。

《漢宮春秋》黑膠唱片歌仔戲，2013，五龍唱片，江武昌提供。

  

引用與致敬影片：

《機械芭蕾》Ballet Mécanique, 1924, Fernand Léger, Dudley Murphy.

《波坦金戰艦》Battleship Potemkin,1925, Sergei Eisenstein.

《大都會》Metropolis,1927, Fritz Lang.

《雨夜花》，1956，邵羅輝導演，辛奇編劇。

《邱罔舍》，1957，張深切導演。

《愛情十字路》，1957，呂訴上、,林越峰導演。

《一念之差》，1958，張維賢導演。

《阿三哥出馬》，1959，林摶秋導演。

《錯戀》，1960，林摶秋導演。

《六個嫌疑犯》，1965，林摶秋導演。

《地獄新娘》，1965，辛奇導演。

《難忘的車站》，1965，辛奇導演。

《燒肉粽》，1969，辛奇導演。

《危險的青春》，1969，辛奇導演。

《角色-辛奇導演》，1999，賴豐奇導演。

《浮生-張薰南先生電影情事》，2011，毛致新導演。

《漢宮春秋》黑膠唱片歌仔戲，2013，五龍唱片，江武昌提供。

《黑色 Anarchism 在詩與革命之間遊走的黑色青年》2023-2024，王墨林導演。

 

  

 

策劃製作/ 編劇/ 視覺設計：陳怡君  Curated and Produced by Chen Yi-Chun

技術統籌：陳揚宗、江山藝改所  Technical Coordination by Eduardo Jimenez ＆JSYGS

燈光設計：蔡明璇、高大衛

前置研究:〈第一波台語片榮景與新劇的淵源 (1956-1960)  〉/ 陳怡君 / 《亞洲廣電與新媒體研究》期刊44期。

主辦單位：虎斑貓文化工作室、江山藝改所。協辦單位：鹿港茉莉人文環境教育中心。

影像協力：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特別感謝：賴豐奇導演、毛致新導演、王墨林導演、江武昌先生、吳耀東導演、陳中宇導演、駱柳璋先生、

                  台灣影視聽數位博物館、新竹市文化局，協助提供影像檔案 ; 慶豐陳家協助提供場地。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影像協力 /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

  

  

 

 

 

慶豐陳家日治時期文書 - 陳錦添壽險文件

     

       筆者偶然收藏了一批鹿港老家𥴊郊[1]慶豐行[2]，1920年代至戰後初期的文件。內容包括土地租賃、醫療、傳播事業經營文書、教學筆記、親友信件往返等。文件主人是兩位長輩遠親：陳錦添叔公祖（1905-1952），為慶豐行創始人陳奇老祖公最小的兒子，畢業於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本科，及東京早稻田大學文學科，戰前擔任公學校教師，戰後任職於省立員林農工職業學校 ; 另一位陳頭叔公（1900-1929）為慶豐行大房嫡長孫，任職台灣新聞社彰化分局長。根據遺留的文件，綜合耆老口述訪談與相關領域的歷史文書、前驅研究，頗能窺見百年前的彰化平原、鹿港大街，在農業、教育、媒體、公衛等領域的吉光片羽，以及動盪年代的家族興衰廻聲 ; 亦可感受到殖民地現代化教育下，基層知識分子的工作、交遊、家庭與人生態度。因此分項紀錄之。

 

陳錦添叔公祖家人壽險文件

       文書中保留了陳錦添叔公祖家人於太平洋戰爭之前的壽險文件。包括一份以大正二年 (1912) 為例的帝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保險契約復活請求書記載例。最早簽署的正式文件，則是昭和二年 (1927) ，陳錦添在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為母親投保的二十年壽險。但昭和七年 (1932) ，一封株式會社寫給鹿港代理店契約者的信函，顯示了當時保險業所存在的變數。而主人翁夫妻已於昭和五年 (1930) 轉而開始投保郵局簡易壽險。這些文件呈現了投保人與機構的互動歷程，可視為日治時期壽險業各個階段發展初期的縮影與見證。 

       根據Swiss Reinsurance Company 瑞士再保險公司於Sigama 公布資料，2009年台灣壽險保費收入為522億美元，佔GDP之13.8%，保險滲透度高居世界第一。至2017年，壽險滲透度曾高達21.32％，在全球長年名列前茅。近年來市場成熟飽和，滲透率略有下降，2023年約10.3%，全球排名第六。至2025年，壽險保費收入仍有593億美元，為全球第12名。台灣壽險業高度發展的重要奠基時期，可回溯日治時期保險業的發展。包括殖民初期來台日人對保險的重視 、1927年總督府推廣簡易郵政壽險，及1930年代「儲蓄救國」國策的意識形態動員。 

              

一、帝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保險契約復活請求書」記載例

       清領時期，台灣因海運貿易業務需要，已有外國保險公司代理店在台灣設置。日治初期，總督府保險法規與內地相似，有利於日本保險業來台拓展市場。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台灣日日新報》的〈臺北商事會社〉報導中，設有出張所及代理店的保險會社(包括生命險、火災險、海上運送險等)，已有二十家。在這份報導中，同一時期，其他在臺北設有本支店的各行業商事會社(包括銀行、製水、製帽、菸草、商船、物產業者等)，加總起來僅有三十家[3]。可見日治初期，日人在台保險業風氣之盛。而在八家生命保險中，帝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是唯一設有出張所者，規模最大，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規模次之[4]。 

       當時的壽險投保者，多為在台日人。1905年，鈴木庄助在〈台灣人生命保險論〉[5]中建議，業者應投台灣人所好，販賣紅利分配的養老保險，並製作專以台灣人為對象的保險說明書，於各地設置代理店及翻譯人員[6]。 這份帝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的「保險契約復活請求書」記載例，以大正二年(1912)為原契約日期，昭和十二年(1937)為申請契約復活日期。可看到壽險業者為台灣本島人製作保險說明範例，以便推廣業務、爭取消費者信賴的用心。至1945年，在《昭和生命保險史料》的「日治時期台灣所遺留之壽險契約」統計資料中，帝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的有效契約數共有67,972件，僅次於千代田生命，是數量第二高的壽險公司[7]。

      

圖1：帝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保險契約復活請求書」記載例 

 

二、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保單確認信及代理店停業通知信 

       1920年代，相較日治前期，臺人死亡率降低，衛生基礎設施也已大量建置。根據臺灣總督府產殖局商工課於1925年3月在《台灣時報》發表的文書[8]，全台壽險的有效契約中，台灣人仍僅佔24%（金額佔20%），其餘76%件數為在台日人。 明治四十二年(1909)，在《台灣日日新報》的「實業彚載」文中，本島生命保險業者，包括帝國、東洋、明治、日本、日清、萬歲、千代田、真宗等八會社，已有「游說招約之競爭，一層加劇甚。由此各色人對游說員，漸至有煩言。」的現象[9]，可見當時保險業拓展業務之積極。至大正七年(1917)，由東洋生命保險社報統計的「各生命保險株式會社新契約高順位表」中，該株式會社是民營保險業者中營業額成長最高者[10]。 陳錦添夫婦留存的文件顯示，他們收集了帝國、東洋等當時兩大生命保險業者的資料，評估後，選擇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於昭和二年(1927)， 為母親謝氏含笑投保了二十年壽險。在1927年至1932年間，陳錦添留下兩份與東洋生命的互動紀錄。 

 

1，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保險契約確認信。 

 

圖2：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保險契約確認信，昭和二年。 

信件內容： 

敬啟者：謹祝 貴府闔家安康、萬事順遂。此次承蒙您在眾多同業保險公司之中，特別選擇本公司並提出保險申請，謹致以誠摯感謝與深切敬意。您所申請之保險契約，目前已完成全部手續，並已整備保險證券，由本公司寄送至所轄分公司或代理店，預計近日內即可送達您手中。對於能為貴府提供服務，本公司深感欣慰與榮幸。 此外，關於您日前提出之保險申請書，其所填寫之內容，大致如附記所列。誠如您所知，申請書中所填各項內容，對於您與本公司之間所成立之保險契約，具有極為重要之法律與契約效力。因此，對於此等重要事項，一般皆會反覆確認，以求慎重無誤，此乃社會通行之慣例，亦屬妥當之作法。基於此，本人特此再次就相關重要事項向您進行確認。尚請體察本公司之用意，雖勞駕您撥冗，仍敬請詳閱下列事項；如有任何不符或錯誤之處，煩請加以更正並寄回本公司。若內容並無錯誤，則無須回覆寄回。 謹此致意。敬具。 

昭和二年（1927年）十一月十八日    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 取締役社長 

保險契約者 陳錦添 被保險者資料欄（暫略）

 

 2，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鹿港代理店停業通知信

          

圖3 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鹿港代理店停業通知信，昭和七年。 

          

信件內容： 

昭和七年（1932年）七月十四日 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 保全課 

鹿港代理店契約者各位：

 敬啟者，承蒙平日惠顧，謹祝 台端日益安康，順致敬意。 關於本公司之代理店契約及相關保險事務，今有若干事項謹此通知。過去由鹿港代理店店主蔡靜囂氏代為辦理各位之保險契約，惟該氏因個人因素，現已辭去代理店職務，因此該鹿港代理店已予以廢止。 因此自今以後，凡保險費之繳納及與契約相關之一切事項，將一律改由本公司直接辦理。上述變更，過去承蒙配合代理店辦理，或有不便之處，尚祈見諒。繳納期限日前十日至二十日之間，本公司將呈送專用繳款單據，敬請利用該單據辦理繳納。關於今後相關事項，請參照附紙內容並加以留意，於利用本公司服務時，仍請依規定辦理。特此懇請配合。 敬具 

 

                             

  圖4：《台灣日日新報》昭和五年八月十三日(左)、八月十四日(右) 刊載東洋生命保險會社新聞。

 

      昭和五年(1930)八月的《台灣日日新報》，連續兩天報導了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之勸誘員，在台中市明治町「詐保險金，消費於酒色」的新聞 (附圖)。這樁詐騙事件顯然影響了投保人的信賴感。同年，陳錦添、賴淑媛夫妻開始投保郵局簡易壽險。至1932年，陳錦添收到了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鹿港代理店的停業通知信。該株式會社可能因形象受損而影響營運，亦可能在總督府推廣郵局簡易壽險後，失去了廣大的消費者市場。  

       一九四二年，日本政府命令卅四家民營保險株式會社，合併為帝國、日本千代田、富國徴兵、住友、三井、第一、安田、野村、第一徵兵、大同、第百、明治、日產等十四家[11]。因此，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的資料，並未出現在1945年的「日治時期台灣所遺留之壽險契約」統計名單中。 民營保險公司在代理店停止營業後，相關業務如何進行權責轉移? 接受政府整併之後，原企業合約所規範之保險責任及被保人相關權益，是否受到監督與維護？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的投保者，後續是否仍享有原合約所敘明的保障？乃至於日本戰敗後，公營與民營保險的業務接收歷程，皆值得進一步發掘探討。 

 

三、簡易生命保險文件： 

       日本遞信省於1916年，開辦了隸屬郵政系統的國營小額月付保險，即「簡易生命保險」。設有「簡易壽險審查委員會」，由交通部次長兼任會長，委員包括司法部民事司長，工商部高等官及相關專家學者[12]。並強調對基層民眾的扶貧與社會安全作用。 1927年10月，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亦開辦了郵局簡易壽險，採取「內台一體主義」，主管機關為日本內地的遞信省。總督府在交通局下設一特別帳戶，將郵局收取的保險費存入，於總督府特別會計科中提列。累積的資金則用於戰時社會公共事業的低利貸款[13]。 

       

       圖5：簡易生命保險證書 正面，昭和五年。

                                  

       圖6：簡易生命保險證書 背面，昭和五年。 

 

 

圖7：簡易生命保險 - 保險料領收帳信封正面。      

圖8：簡易生命保險 - 保險料領收帳信封背面。 

 

         

                    圖9：保險料領收帳正面。 

         

           圖10：保險料領收帳，昭和八至十一年。

 

       為便利台灣人投保，總督府在各地開設免費健康諮詢中心，同時積極提倡保護生命健康設施，包括廣發健康小冊、推廣國民健康操等，意圖擴大這項社會政策的涵蓋範圍[14]。 1930 年代，日本政府的貨幣政策造就了低利率的總體經濟環境，使大眾更願意購買固定利率的郵政簡易壽險。[15]在二次大戰前，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已視日本簡易壽險為成功典範，於1935年派員赴日考察並撰寫報告[16]。 1945年，根據《昭和生命保險史料》（東京，生命保險協會，1973) 統計，日治時期台灣遺留的民間壽險公司有效契約共50萬件，其中台灣人已佔七成，共35萬件[17]。學者普遍認為，壽險業在日治後期台灣的穩定成長，與戰爭時期國家的「儲蓄救國」意識形態動員有關。  

 

本文原刊載於《臺灣古文書學會會刊》第三十三期。

 

註釋

註1: 𥴊 (上竹下敢) 郊為清代鹿港八郊之一，系以南北雜貨貿易為主的商業同業公會。

註2 : 慶豐陳家祖先為臺灣府北路理番鹿仔港海防同知幕賓，慶豐行創立於光緒年間，為南北雜貨商與米商。

註3 : 〈臺北商事會社〉，《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3版，明治41年2月27日。  

註4 : 〈保險現況〉，《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3版，明治42年8月27日。

註5 : 鈴木庄助，〈台灣人生命保險論〉，《台灣慣習記事》5卷1,4,5號，1905。

註6 : 曾耀鋒，〈日治時期台灣壽險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興大歷史學報23期，115-130頁，2011年6月。  

註7 : 生命保険協會，《昭和生命保険史料 第5巻》50-51頁，東京，1973。  

註8 : 台灣總督府殖産局商工課，〈台湾に於ける保険業〉,《台湾時報》，1925年3月號，頁77-87。  

註9 : 同註三。  

註10 : 《東洋生命保險第六十三號社報》，大正七年。   

註11 : 《新竹市志》，〈卷四經濟志下〉，785-786頁。新竹市政府，民86年。   

註12 :  張明昕，〈考察日本簡易壽險報告書〉，55頁，民24年6月。 

註13 : 曾耀鋒，〈日治時期台灣壽險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興大歷史學報23期，120頁，2011年6月。  

註14 :  同註12。  

註15 : 林宥銘，〈國家、社會與市場——日治臺灣郵政簡易壽險的商品 化歷程分析(1895-1937) 〉，2022。  

註16 : 張明昕，〈考察日本簡易壽險報告書〉，民24年6月。  

註17 : 曾耀鋒，〈日治時期台灣壽險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興大歷史學報23期，116頁，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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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豐陳家日治時期文書 陳頭與台灣新聞社

       鹿港𥴊郊慶豐陳家的第三代大房長孫陳頭，1928-29年間，曾任職中部最大報社《台灣新聞》彰化支局長。台灣新聞社當時由日籍實業家松岡富雄擔任取締役 (社長)、坂本素魯哉擔任監事。與台北的《臺灣日日新報》、台南的《臺南新報》，並稱為日治時期臺灣三大報[1]。

《臺灣新聞》前身為1901年5月創刊的《臺中每日新聞》，1903年改名為《中部臺灣日報》，1907年定名為《臺灣新聞》，社長山移定政曾為熊本縣藩士，當時在台中擔任執業律師。報社原主筆奧山十平離職後，山移延聘來自熊本縣，筆名「拔天樓」的中村事擔任《台灣新聞》主筆及編輯長，編輯群、職員亦多熊本縣人。1910年，《臺灣新聞》設立台北支局，主筆大野恭平與臺北支局長宮川花人皆從《臺灣日日新報》社延攬而來。但報社內部產生了派系鬥爭，財務亦處於不穩定狀態。1917年 (大正六年)，改由松岡富雄擔任社長。松岡聘僱東京《國民新聞》編輯長宮島真之來台擔任副社長兼主筆。1918年8月增建新聞工場，設置輪轉機；1919年7月興建台灣新聞社第二工場。松岡獲得臺中、新竹州廳和兩市役所許可，轉載州報、市報作為報紙附錄，並計畫配合當局向南洋發展。

       松岡富雄社長是帝國製糖株式會社創始人之一。早年曾在彰化從事蔗苗培育工作，將台灣的蔗糖種植擴及至濁水溪北岸。亦曾投入菲律賓麻、椰子等經濟作物栽種，是總督府南進政策的先驅者[2]。在台的創業版圖則以台中為基地，擴及新竹、桃園等地，曾在中部創建了客貨兩用的小鐵路。而坂本素魯哉為法律專業者、彰化銀行專務取締役 (社長)，台中實業協會會長，創立臺中幼稚園，長期擔任園長。兩人在當時皆被視為「中部臺灣功勞者」，1920年起分別擔任臺中州協議會員、眾議院議員；1921年，兩人皆受邀擔任第一屆臺灣總督府評議員。

       早在1907年，松岡富雄便率先在台灣引進馬尼拉製糖法，改進製糖的產量。早年他為了將蔗糖事業向濁水溪以北推進，曾向霧峰林家、台中吳家等大量租用土地。此事緩解了製糖株式會社與中部地主之間的緊張關係[3]，開啟了松岡與與林獻堂的長年合作，是否因此讓林獻堂遭受左翼青年的質疑，種下文協左右分裂的遠因，值得進一步探討。

       大正元年(1912)，帝國製糖株式會社遭受風災後，正逢菲律賓因美國修改關稅法而於釋出大量土地，松岡便於隔年(1913)，申請收購比律賓糖業會社，而後，連接在菲律賓創立了松岡興業株式會社、比律賓拓殖株式會社、武奈灣拓殖會社等事業，吸引了辜顯榮、林獻堂在內的多位日台仕紳前往投資，於1920年前後，達到了事業全盛時期[4]。

       根據學者蔡秀美研究，松岡富雄擔任《臺灣新聞》社長後，因財務壓力，引進了坂本素魯哉等資本家的資金，將報社資本額，由2萬圓增資為10萬圓，進一步讓報社受到資本家的控制[5]。同時，松岡仍積極開發南洋的種植產業。直到大正十一年(1922)起，位於菲律賓納卯省塔古姆(Tagum)的松岡興業株式會社麻園，接連面臨勞資糾紛、麻挽工場燒毀等經營困境，松岡遂於大正十四年(1925)起，減少菲律賓的事業投資，將重心轉回台灣。 

       𥴊郊慶豐行爲清末崛起於洛津市井的新興貿易家族。陳頭與六房堂叔陳錦添，都是慶豐陳家致力培植的第二、三代家族菁英。兩人年紀相當，皆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陳錦添任職鹿港第二公學院教諭，專長農業研究，受慶豐陳家大家長陳奇之囑託，沿著八堡圳支流 (今為員大排) 大量購買優質農地。而陳頭則在祖父安排下，投入殖民地資本家主導的傳播媒體事業，其中可見到慶豐行欲將勢力沿著八堡圳往彰化平原擴展，並轉型文化教育事業的企圖。

        然而1925年，擔任慶豐行生意總管的父親陳灶，壯年猝逝。身為陳家大房長孫，年僅28歲的陳頭，不得不出面承擔家族重責大任。此時，正逢台灣新聞社增資並擴大版面的改革時期。松岡富雄社長積極協助總督府，推動殖民地的現代化、資本化治理進程。1925年5月，《台灣新聞》開始發行夕刊，1927年5月15日起，每週一發行附錄新竹版，1928年2月6日起，每週一、四兩日發行日刊，原為6頁，1930年版面增至8頁，1931年4月起每週二發行附錄高雄版。

        

附圖一 : 昭和三年十月，八卦山水源地工事落成邀請函，彰化街長楊吉臣邀。

附圖二 : 昭和三年十月，大竹公學校聯合運動會邀請函 ，大竹庄長林有信邀。

 

       根據《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昭和二年(1927)八月八日，由台灣新聞社與彰化郡教育會後援，邀請了日本樂壇的花形高勇吉等音樂家，在彰化座舉辦人氣頗高的大型音樂會，積極醞釀著台灣新聞社彰化支局的業務。隔年(1928年) 四月九日，報社增設彰化支局，由陳頭擔任支局長，黃爾璇擔任漢文部主任。從慶豐陳家所遺留的陳頭相關文書中，可見到陳頭在職期間，與彰化各地的進步派庄長，如彰化街長楊吉臣、秀水庄長許遜謙、溪湖庄長楊春木等人，均有交誼。尤其與彰化各地公學校，頗有深厚交往。這可能是因為報社監事坂本素魯哉，及陳頭堂叔陳錦添，均從事教育工作的緣故。

           

附圖三 : 昭和三年十月，彰化第一公學校告別式邀請函，彰化第一公學校校長山崎貞次邀。
附圖四 : 昭和三年十二月，秀水公學校竣工邀請函，秀水庄長許遜謙、秀水公學校校長佐藤司邀。

 

       然而，彰化既是報社總部鄰近的農業大縣，也是1920年代農民運動與民族主義運動的大本營，陳頭當時的工作並不容易進行。1925年，壓迫性的甘蔗收購制度，促發了各地的農民抗爭運動，二林蔗農與文化協會李應章醫師發起二林蔗農組合，經由簡吉等人的奔走與日本勞農黨的協助，組成了台灣農民組合。而文化協會舉辦的活動，經常與日人主辦的親官方報紙發生衝突。例如，大正十五年(1926)，台日報社課長收受蔣渭水的廣告費用並發了領收證，報社卻拒絕刊登消息，雙方登上法庭辯論，遂讓「台日社背信事件」受到矚目。
 
        陳頭的鄰居莊太岳、莊垂勝兄弟，向來為林獻堂所器重，莊垂勝於大正十五年(1926)七月，在台中創設了中央俱樂部，集結各路菁英 ; 而文協彰化支部，也於這一年的九月，成立了彰化青年讀書會。大正十五年(1926)底，天皇駕崩，幾乎同時，文化協會陷入左右分裂的僵局。隔年初，黑色青年聯盟大逮捕事件雖讓左翼青年元氣大傷，卻強化了社運人士的團結氛圍。這一年年底，彰化文協持續在天公廟舉辦定期講座，多由賴和、王敏川、陳金懋、郭炳榮、周天啟等具社會主義思想者主講[6]。

        到了昭和三年(1928)的五一勞動節，文化協會已與農民組合、工友聯盟結合，集結千餘名民眾，在天公廟舉辦演講會。這一年下半年起，文化協會透過謝雪紅與農民組合及第三國際的合作，大力推動婦女部、青年部與救濟部等組織提綱[7]。此時的文協，已日益傾向共產主義色彩，跟《台灣新聞》松岡社長的政治與經濟立場，明顯相左。

       昭和三年七月八日，鹿港街由左翼文協成員蔡葛擔任議長，在文廟舉行青年讀書會，丁瑞圖、周天啟、莊遂性等前輩皆前往述祝詞。當晚接著在泉郊會館舉辦青年讀書會創立懇親會，《台灣民報》生動記錄了現場情景：「....自由演說、俱皆大揮熱辯，大有排山倒海之慨！最後餘興，一齊唱歌至十一時餘，再高呼鹿港青年會萬歲三聲而散云」。鹿港街當時的氛圍，可見一斑。到了十月二十七日，台灣民眾黨第一回巡迴講隊，由丁瑞圖、謝耀東等後援，一千多名民眾，更將鹿港文廟擠得水洩不通。

       過往，五福大街上的慶豐行，作為清末崛起於市井的新興貿易船頭行，既是傳統八郊巨賈眼中的暴發戶，又是知識份子與新興中產菁英眼中，巴結殖民地官員的封建餘毒。年輕的陳頭，夾在家族望子成龍的期許、資本家老闆的擴張要求，與鄉親的側目之間，左右為難。昭和三年 (1928) ，慶豐陳家大家長陳奇，在過完七十歲生日不久去世，年輕的家族接班人陳頭，此時正站在新舊世界交替的危機與轉機點上。

        昭和四年 (1929) ，逢全球性經濟大恐荒前夕，總督府對五一勞動節嚴陣以待。經過當局再三取締與協商，結論是嚴禁屋外行列及勞働歌，但可於屋內舉式及演講會。五月一日當天，《台灣日日新報》刊登了標題為〈勞動紀念日，行列絕對禁止〉的報導。內文提到，台灣民眾黨結合文協與農民組合，提出了「八時間勞働、八時休養、八時間教養制度」口號並大行宣傳。   

       馬克思主義是1920年代日本大學知青所熟悉並熱烈討論的思想風潮。海外留學歸來的陳頭，是否可能順應潮流，刊登此新聞 ? 東京大學明治新聞雑誌文庫所典藏的《臺灣新聞》微縮膠卷或原紙，缺少1926年2月1日至1932年7月12日之間的內容（文協兩次分裂改組，皆在這段期間）。目前尚無法斷言。   

       唯一可確定的是，這一年勞動節不久後，六月二日，陳頭便在擔任支局長職務期間，以二十九歲的英年，因病去世了。在陳頭的遺物中，收藏了一份昭和四年一月由陳頭蓋章，發給文化協會的廣告領收證。廣告的接洽時間，與文協積極提出「八時間勞働、八時休養、八時間教養制度」的時間點相當接近。考量到前輩蔣渭水在三年前與台日報社的一段公案，這份領收證，實在耐人尋味。

 

         附圖五 : 昭和四年台灣新聞  文化協會領收證。

       陳頭擔任台灣新聞社彰化支局長，僅有十四個月，他去世後不久，1929年八月《台灣民報》的「不平鳴」專欄上，即報導：「鹿港街某書記.....盜用台灣新聞社員的頭銜，亂投稿毀謗街民的是非，因此街民視他如蛇蠍，擬鳴鼓而攻之」。以此看來，陳頭乍逝後，台灣新聞社彰化分局似乎產生了人謀不臧的問題，以致鹿港街坊陷入混亂。此後，《台灣民報》對台灣新聞社的宣傳策略，經常提出嚴厲批評。

       1920年10月至1932年9月期間，擔任鹿港街長的陳懷澄，為廈郊慶昌行後代，早年曾和傅錫祺、陳滄玉在《中部台灣日報》，即《臺灣新聞》的前身，擔任編輯工作，既是陳頭在新聞工作上的前輩，亦是五福大街上的鄰居。但或許政治立場殊異，或因廈郊慶昌行與𥴊郊慶豐行之間，存在商業競爭關係，由中研院出版的《陳懷澄先生日記》中，至1928年前，皆未提到陳頭或慶豐行相關訊息 ; 目前保存下來的日記內容，亦缺漏了1929這一年。

       這一年，在工農運動興盛之際，社運陣營內部卻逐漸陷入了互相攻擊與分裂的漩渦。1928年底，文協內部的無政府主義派與共產主義派，於彰化天公廟公開辯論後，逐步走向決裂 ; 1929年，工運領袖連溫卿因路線問題遭文協排斥 ; 1930年，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亦從台灣民眾黨分裂而出。在工農運動興盛之際，1931年總督府展開左翼大逮捕之後，文協、農組、台灣民眾黨，均形同瓦解。而台灣新聞報則遲至1933年12月，方繼高雄、新竹之後，於周日發行夕刊中，增刊彰化市報為附錄。直到1944年，臺灣總督府將《臺灣新聞》與臺灣其他五報合併為《臺灣新報》。

       值得注意的是，1929 年的《臺灣實業界》新聞評論，曾直指《臺灣新聞》為松岡富雄社長個人色彩強烈的報紙，甚至可稱為「松岡的新聞」。該評論表示：「松岡社長過去是位事業家，大概具有政商型傾向。換言之，所謂政商型，就是使作為新聞人的主筆不得不從事社會性地自殺」。學者蔡秀美表示這份報導，暗指松岡的個人意志和決策，扼殺了報社新聞人的風骨。(〈新聞論評：臺灣新聞〉，《臺灣實業界》第1 年第8 號，1929 年11 月，頁11、16。) 

       在這一波由蔗糖種植所捲起的驚濤駭浪中，清末崛起於市井的慶豐陳家，僅享有短暫繁華，便淡出了舞台。直到陳家四房新生代陳天爵，在新一波的金融商業組合中，入主鹿港信用合作社，才讓𥴊郊慶豐行在風起雲湧的洛津港重新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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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 

       大約八年前，因為學妹力邀，我來到彰化工作。又因父親生病，疫情期間，難以找到外籍看護，因此搬回到鹿港老家，幫年邁的母親分擔一點照顧工作。不料，到了鹿港才發現，父親因詐騙集團的投資邀約，將自己與媽媽的退休金，與一點微薄祖產，全都賠了進去。糊塗的父親，跟高利貸集團借錢，還幫忙跟鄰居、好友遊說投資，最後，欠下了千萬巨債。為了付高額利息，又再欠下許多卡債。父親癌症末期時，眾人可能擔心父親去世，債務無疾而終，頻繁地上門討債。我經常接到催債電話，回家也經常被堵。其中有許多債主是親人、鄰居，甚至兒時的啟蒙恩師。身為照顧者的媽媽，對黑道上門催債，更是經驗豐富。後來慢慢得知，父親曾跟老家親戚借錢沒還，因此有幾位遠親不斷催促爸媽搬離中山路老街的祖傳老宅，讓他們賣掉這位於觀光區老街，炙手可熱的地皮。

       承受巨大財務壓力的媽媽，已經輕微失智。古董商經常來家中，跟媽半騙半買。我跟弟弟都曾在事後，以數倍代價跟對方贖回文物。有一次，媽收下兩千元，賣掉一批家族古老文件，內容包括土地契約、保險清單、工作文書、日記手冊等等。經鹿港文化耆老提醒，網路正在公開拍賣，我只好花四萬元，再從網路拍回來。離開鹿港後，我較有餘裕研究這份文件內容，了解家族的興衰變遷歷程。便據此積極說服族中長輩，共同保護老家文化資產。很幸運的，有位長輩仗義買下了積極主張變賣老屋的親族持分，終於讓媽免於被驅趕、老家暫時避開化為塵土的厄運。

        持續探索這份文件中所揭示的日治時期鹿港大街政商關係、社會文化思想變遷，其精彩複雜，超乎我的想像，我計畫將持續投入進行研究探討，不定期發表，並將其轉化為紀實文學、展覽，及跨領域的藝術創作展演。也算是我對家族、鹿港及台灣，一份小小的回饋與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