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偶然收藏了一批鹿港老家𥴊郊[1]慶豐行[2]，1920年代至戰後初期的文件。內容包括土地租賃、醫療、傳播事業經營文書、教學筆記、親友信件往返等。文件主人是兩位長輩遠親：陳錦添叔公祖（1905-1952），為慶豐行創始人陳奇老祖公最小的兒子，畢業於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本科，及東京早稻田大學文學科，戰前擔任公學校教師，戰後任職於省立員林農工職業學校 ; 另一位陳頭叔公（1900-1929）為慶豐行大房嫡長孫，任職台灣新聞社彰化分局長。根據遺留的文件，綜合耆老口述訪談與相關領域的歷史文書、前驅研究，頗能窺見百年前的彰化平原、鹿港大街，在農業、教育、媒體、公衛等領域的吉光片羽，以及動盪年代的家族興衰廻聲 ; 亦可感受到殖民地現代化教育下，基層知識分子的工作、交遊、家庭與人生態度。因此分項紀錄之。
陳錦添叔公祖家人壽險文件
文書中保留了陳錦添叔公祖家人於太平洋戰爭之前的壽險文件。包括一份以大正二年 (1912) 為例的帝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保險契約復活請求書記載例。最早簽署的正式文件，則是昭和二年 (1927) ，陳錦添在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為母親投保的二十年壽險。但昭和七年 (1932) ，一封株式會社寫給鹿港代理店契約者的信函，顯示了當時保險業所存在的變數。而主人翁夫妻已於昭和五年 (1930) 轉而開始投保郵局簡易壽險。這些文件呈現了投保人與機構的互動歷程，可視為日治時期壽險業各個階段發展初期的縮影與見證。
根據Swiss Reinsurance Company 瑞士再保險公司於Sigama 公布資料，2009年台灣壽險保費收入為522億美元，佔GDP之13.8%，保險滲透度高居世界第一。至2017年，壽險滲透度曾高達21.32％，在全球長年名列前茅。近年來市場成熟飽和，滲透率略有下降，2023年約10.3%，全球排名第六。至2025年，壽險保費收入仍有593億美元，為全球第12名。台灣壽險業高度發展的重要奠基時期，可回溯日治時期保險業的發展。包括殖民初期來台日人對保險的重視 、1927年總督府推廣簡易郵政壽險，及1930年代「儲蓄救國」國策的意識形態動員。
一、帝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保險契約復活請求書」記載例
清領時期，台灣因海運貿易業務需要，已有外國保險公司代理店在台灣設置。日治初期，總督府保險法規與內地相似，有利於日本保險業來台拓展市場。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台灣日日新報》的〈臺北商事會社〉報導中，設有出張所及代理店的保險會社(包括生命險、火災險、海上運送險等)，已有二十家，同一時期，其他在臺北設有本支店的各行業商事會社(包括銀行、製水、製帽、菸草、商船、物產業者等)，加總起來僅有三十家[3]。可見日治初期，日人在台保險業風氣之盛。而在八家生命保險中，帝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是唯一設有出張所者，規模最大，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規模次之[4]。
當時的壽險投保者，多為在台日人。1905年，鈴木庄助在〈台灣人生命保險論〉[5]中建議，業者應投台灣人所好，販賣紅利分配的養老保險，並製作專以台灣人為對象的保險說明書，於各地設置代理店及翻譯人員[6]。 這份帝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的「保險契約復活請求書」記載例，以大正二年(1912)為原契約日期，昭和十二年(1937)為申請契約復活日期。可看到壽險業者為台灣本島人製作保險說明範例，以便推廣業務、爭取消費者信賴的用心。至1945年，在《昭和生命保險史料》的「日治時期台灣所遺留之壽險契約」統計資料中，帝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的有效契約數共有67,972件，僅次於千代田生命，是數量第二高的壽險公司[7]。
圖1：帝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保險契約復活請求書」記載例
二、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保單確認信及代理店停業通知信
1920年代，相較日治前期，臺人死亡率降低，衛生基礎設施也已大量建置。根據臺灣總督府產殖局商工課於1925年3月在《台灣時報》發表的文書[8]，全台壽險的有效契約中，台灣人仍僅佔24%（金額佔20%），其餘76%件數為在台日人。 明治四十二年(1909)，在《台灣日日新報》的「實業彚載」文中，本島生命保險業者，包括帝國、東洋、明治、日本、日清、萬歲、千代田、真宗等八會社，已有「游說招約之競爭，一層加劇甚。由此各色人對游說員，漸至有煩言。」的現象[9]，可見當時保險業拓展業務之積極。至大正七年(1917)，由東洋生命保險社報統計的「各生命保險株式會社新契約高順位表」中，該株式會社是民營保險業者中營業額成長最高者[10]。 陳錦添夫婦留存的文件顯示，他們收集了帝國、東洋等當時兩大生命保險業者的資料，評估後，選擇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於昭和二年(1927)， 為母親謝氏含笑投保了二十年壽險。在1927年至1932年間，陳錦添留下兩份與東洋生命的互動紀錄。
1，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保險契約確認信。
圖2：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保險契約確認信，昭和二年。
信件內容：
敬啟者：謹祝 貴府闔家安康、萬事順遂。此次承蒙您在眾多同業保險公司之中，特別選擇本公司並提出保險申請，謹致以誠摯感謝與深切敬意。您所申請之保險契約，目前已完成全部手續，並已整備保險證券，由本公司寄送至所轄分公司或代理店，預計近日內即可送達您手中。對於能為貴府提供服務，本公司深感欣慰與榮幸。 此外，關於您日前提出之保險申請書，其所填寫之內容，大致如附記所列。誠如您所知，申請書中所填各項內容，對於您與本公司之間所成立之保險契約，具有極為重要之法律與契約效力。因此，對於此等重要事項，一般皆會反覆確認，以求慎重無誤，此乃社會通行之慣例，亦屬妥當之作法。基於此，本人特此再次就相關重要事項向您進行確認。尚請體察本公司之用意，雖勞駕您撥冗，仍敬請詳閱下列事項；如有任何不符或錯誤之處，煩請加以更正並寄回本公司。若內容並無錯誤，則無須回覆寄回。 謹此致意。敬具。
昭和二年（1927年）十一月十八日 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 取締役社長
保險契約者 陳錦添 被保險者資料欄（暫略）
2，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鹿港代理店停業通知信
圖3 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鹿港代理店停業通知信，昭和七年。
信件內容：
昭和七年（1932年）七月十四日 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 保全課
鹿港代理店契約者各位：
敬啟者，承蒙平日惠顧，謹祝 台端日益安康，順致敬意。 關於本公司之代理店契約及相關保險事務，今有若干事項謹此通知。過去由鹿港代理店店主蔡靜囂氏代為辦理各位之保險契約，惟該氏因個人因素，現已辭去代理店職務，因此該鹿港代理店已予以廢止。 因此自今以後，凡保險費之繳納及與契約相關之一切事項，將一律改由本公司直接辦理。上述變更，過去承蒙配合代理店辦理，或有不便之處，尚祈見諒。繳納期限日前十日至二十日之間，本公司將呈送專用繳款單據，敬請利用該單據辦理繳納。關於今後相關事項，請參照附紙內容並加以留意，於利用本公司服務時，仍請依規定辦理。特此懇請配合。 敬具
昭和五年(1930)八月的《台灣日日新報》，連續兩天報導了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之勸誘員，在台中市明治町「詐保險金，消費於酒色」的新聞 (附圖)。這樁詐騙事件顯然影響了投保人的信賴感。同年，陳錦添、賴淑媛夫妻開始投保郵局簡易壽險。至1932年，陳錦添收到了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鹿港代理店的停業通知信。該株式會社可能因形象受損而影響營運，亦可能在總督府推廣郵局簡易壽險後，失去了廣大的消費者市場。
一九四二年，日本政府命令卅四家民營保險株式會社，合併為帝國、日本千代田、富國徴兵、住友、三井、第一、安田、野村、第一徵兵、大同、第百、明治、日產等十四家[11]。因此，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的資料，並未出現在1945年的「日治時期台灣所遺留之壽險契約」統計名單中。 民營保險公司在代理店停止營業後，相關業務如何進行權責轉移? 接受政府整併之後，原企業合約所規範之保險責任及被保人相關權益，是否受到監督與維護？東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的投保者，後續是否仍享有原合約所敘明的保障？乃至於日本戰敗後，公營與民營保險的業務接收歷程，皆值得進一步發掘探討。
三、簡易生命保險文件：
日本遞信省於1916年，開辦了隸屬郵政系統的國營小額月付保險，即「簡易生命保險」。設有「簡易壽險審查委員會」，由交通部次長兼任會長，委員包括司法部民事司長，工商部高等官及相關專家學者[12]。並強調對基層民眾的扶貧與社會安全作用。 1927年10月，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亦開辦了郵局簡易壽險，採取「內台一體主義」，主管機關為日本內地的遞信省。總督府在交通局下設一特別帳戶，將郵局收取的保險費存入，於總督府特別會計科中提列。累積的資金則用於戰時社會公共事業的低利貸款[13]。
圖4：簡易生命保險證書 正面，昭和五年。
圖5：簡易生命保險證書 背面，昭和五年。
圖6：簡易生命保險 - 保險料領收帳信封正面。 圖7：簡易生命保險 - 保險料領收帳信封背面。
圖8：保險料領收帳正面。
圖9：保險料領收帳，昭和八至十一年。
為便利台灣人投保，總督府在各地開設免費健康諮詢中心，同時積極提倡保護生命健康設施，包括廣發健康小冊、推廣國民健康操等，意圖擴大這項社會政策的涵蓋範圍[14]。 1930 年代，日本政府的貨幣政策造就了低利率的總體經濟環境，使大眾更願意購買固定利率的郵政簡易壽險。[15]在二次大戰前，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已視日本簡易壽險為成功典範，於1935年派員赴日考察並撰寫報告[16]。 1945年，根據《昭和生命保險史料》（東京，生命保險協會，1973) 統計，日治時期台灣遺留的民間壽險公司有效契約共50萬件，其中台灣人已佔七成，共35萬件[17]。學者普遍認為，壽險業在日治後期台灣的穩定成長，與戰爭時期國家的「儲蓄救國」意識形態動員有關。
註釋
註1: 𥴊 (上竹下敢) 郊為清代鹿港八郊之一，系以南北雜貨貿易為主的商業同業公會。
註2 : 慶豐陳家祖先為臺灣府北路理番鹿仔港海防同知幕賓，慶豐行創立於光緒年間，為南北雜貨商與米商。
註3 : 〈臺北商事會社〉，《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3版，明治41年2月27日。
註4 : 〈保險現況〉，《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3版，明治42年8月27日。
註5 : 鈴木庄助，〈台灣人生命保險論〉，《台灣慣習記事》5卷1,4,5號，1905。
註6 : 曾耀鋒，〈日治時期台灣壽險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興大歷史學報23期，115-130頁，2011年6月。
註7 : 生命保険協會，《昭和生命保険史料 第5巻》50-51頁，東京，1973。
註8 : 台灣總督府殖産局商工課，〈台湾に於ける保険業〉,《台湾時報》，1925年3月號，頁77-87。
註9 : 同註三。
註10 : 《東洋生命保險第六十三號社報》，大正七年。
註11 : 《新竹市志》，〈卷四經濟志下〉，785-786頁。新竹市政府，民86年。
註12 : 張明昕，〈考察日本簡易壽險報告書〉，55頁，民24年6月。
註13 : 曾耀鋒，〈日治時期台灣壽險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興大歷史學報23期，120頁，2011年6月。
註14 : 同註12。
註15 : 林宥銘，〈國家、社會與市場——日治臺灣郵政簡易壽險的商品 化歷程分析(1895-1937) 〉，2022。
註16 : 張明昕，〈考察日本簡易壽險報告書〉，民24年6月。
註17 : 曾耀鋒，〈日治時期台灣壽險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興大歷史學報23期，116頁，2011年6月。
參考資料：
《台灣日日新報》
《台湾時報》，1925年3月號。
張明昕，《考察日本簡易壽險報告書》，郵政儲金匯業總局，1935。
施志汶，《新竹市志》第四卷經濟志，新竹市政府，1995。
秦賢次、吳瑞松，《台灣保險史綱：1836-2007》 ，台北，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2009。
曾耀鋒，〈日治時期台灣壽險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興大歷史學報23期，115-130頁，2011。
黃依婷，〈日治時期臺灣簡易生命保險研究(1927-1945) 〉，清華大學歷史所碩論，2012。
邱繼正，〈日治時期臺灣生命保險產業研究 (1896-1937)—兼論民營與官營之比較〉，中央大學歷史所碩論，2013。
黃正宗，〈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接收與重整（1945-1963）〉，中興大學歷史所碩論，2022。
林宥銘，〈國家、社會與市場——日治臺灣郵政簡易壽險的商品 化歷程分析(1895-1937) 〉，臺灣大學社會所碩論，2022。
康昱涵，〈戰後台灣社會對壽險的負面印象成因探究__以制度對社會法意識的影響為中心〉。臺灣大學基礎法學中心，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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