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與社區運動
《苦力藝術家》紀錄片拍攝心得
2000年6月初稿，2010年12月刪修 《苦力藝術家》這部紀錄片，是以一個爭議性事件為軸心，所展開的多元辯證過程 。1994年，筆者與友人共同參與「鹿港人文學社」，持續對故鄉鹿港古鎮的傳統文化與建築進行觀察﹔而一宗發生於1998年的歷史建築「日茂行」保存運動，使舊雨新知再次集結為「鹿港發展苦力群」。本片即開始於搶救「日茂行」的行動中，一場前衛藝術展覽在傳統社區所引發的軒然大波，及其間都市中產精英與在地民眾之間的複雜對話﹔並終結於在地知識青年社團的成長與再出發。在製作過程中，具有影像工作者與地方社團成員的雙重身分的筆者，同時擔任觀察者、溝通者與質問者的角色，某個程度也參與推動了事件的進行。
本片先後有兩個公開放映的版本：1999年十月，筆者接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的贊助，剪了51分鐘的《苦力藝術家》，記錄「歷史之心裝置藝術大展」活動期間，各方衝突事件的始末，影片本身也成為事件後續發展的環節之一。隔年，68分鐘的《搶救日茂行》則試圖沈澱、回看自己與苦力群參與介入整個事件的過程，並面對苦力群內部的問題。 本篇報告進一步嘗試整理出，這部紀錄片製作的思考與實踐方向，以及一些懸而未解的困惑侷限。
影像媒體一方面運用圖像語言的力量，催眠般的召喚觀者感性領域的共鳴﹔在播映時，又具有時間邏輯上的絕對獨占性，是一種相當具有感官渲染力的媒材。而紀錄片某個程度上雖然比較小眾，但由於它對某一特定主題所能挖掘的縱深與面向，比講求時效性的一般傳播媒體要來得大，因此通常會被認為是比較「貼近真實」的。而透過紀錄片作者的主觀詮釋之後，事件的呈現，一方面有了統一的觀點與邏輯，一方面更具備了類似劇情片般的戲劇性張力，因此往往能帶給觀者很強的說服力。
自文明發展以來，在藝術與權力之間，恆常存在著曖昧難明的互相依賴。世俗權力系統往往建構一套龐大的抽象價值體系，以道德的、美學的、宗教上的細膩手段，在意識型態上，教化群眾，爭取其認同，以支撐該體系的穩定運轉。而創作者與某種經過建制化的抽象價值體系之間，若未保持自覺性，失去了辯證空間，便經常成為成為權力核心的同謀者，即使是紀錄片與社會運動之間，亦可能陷入上述的盲點。
雖然每個創作者在心中，亦同時存有一個對體制疏離的無政府自我，有賴這個獨立自主的開闊視野，創作者穿透了權威體制的種種幻覺，以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和敏銳的自我意識，理直氣壯的對不合理的現象，提出質疑與批判。
然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文化邏輯之下，具有獨立精神的創作者，卻經常在市場機制裡被包裝成具有神話色彩的明星，成為供消費大眾膜拜的商品。而對體制的顛覆潛力，經常就在快速消費，快速汰換的過程之中，不知不覺被消解於無形。
創作本來並不是神秘的高貴天啟，而是每個人天賦的本能與權利。只是在階序森嚴且分工細密的文明社會中，大部分人的創作本能，都在日復一日的社會角色扮演中被壓抑了。
而相對於運用龐大資金、精緻包裝，並精密計算市場反應的商業影片，紀錄片毋寧是一種更為平易近人的溝通工具。電子錄影設備越來越輕便與普及化，使得人人幾乎都可以拿起攝影機，記錄自己的生活情境，抒發所思與所感。
若充分運紀錄片做為社會對話機制的特質，
將紀錄片作為一種溝通，紓解與治療的過程，透過一連串的自我沉澱與重新開展，被困在消費文明體制裡的個體，或許能夠成為具有能量的創作主體。而當每一個個體，都能自信的抒發出意見與情感﹔而處於不同生活情境的個體，也都以平等而尊重的方式進行互動時，社會改革或許才能夠在一種多元而和諧的情境中進行。
充分的資金與人力，是每個紀錄片工作者的夢想。但是在獲得資金贊助的同時，是否也意味著，紀錄工作者的技巧與觀點，已受到主流社會價值的認可？或者，紀錄工作者的態度已經對主流社會有了些許妥協？一部企圖挑戰社會主流價值的影片，若想要在缺乏資金挹注的狀況下繼續生存，似乎必須盡量運用簡約的人力與設備，達到最佳的敘事效果。
而DV小機器的簡單人力與便宜預算，比較能夠在拍攝計劃沒有得到充分資金挹注的狀況下，支撐工作者長期留在拍攝現場，堅持參與投入。尤其在電腦非線性剪接系統普及化之後，工作者甚至可以在工作地架起剪接設備，邊拍邊剪，維持與拍攝者最直接的互動。
筆者拍攝主題，圍繞著某一議題以及一連串正在發生中的事件，多線進行，事件場域當中，介入的人物包括學院青年、基層民眾、政府官僚、藝術創作者、社區營造及裝置藝術界的學者專家等，他們各有強烈的主觀認知與行事風格﹔而整個事件的論述領域、實驗性與爭議性，隨著事件的發酵、變化，又益發複雜。因此保持拍攝的機動性，充分的掌握訊息，即時出現在事發當下的現場，成為很重要的條件。而輕便的小機器，正適合拍攝者在現場靈活的移動，充分觀察週遭的環境。
另外，在此一情境中，專業大型攝影機的逼視，會使拍攝對象充分意識到媒體的存在。經常，被攝者若不是渾身不自在得想逃，就是刻意改變自己的行為與言談，在媒體面前表演起來。而小型機器加上工作者的學生身分，則比較具有親和力，不具有專業媒體的緊迫釘人感，因此在諸多事件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場合，拍攝者反而能出入自得，舉重若輕。
電影語言的形式與內容，是一種互為因果的有機關係。既然工作者對所拍攝到的事件有了進一步質疑與思辯的慾望，很自然的必須在電影語言中找到相對應的語法。在這部影片中，筆者嘗試用較短的鏡頭互相堆疊，組成一個小段落，反映出整個事件急促與浮躁的氛圍。再將彼此呈現出矛盾狀況的段落，直接連結在一起，用因果關係的不通順，製造出戲劇性的張力。甚至將不同立場人物的發言，用雞同鴨講的方式平行對剪，使人物同床異夢的荒謬關係，得以突顯出來。
處於這個彷彿風光熱鬧其實詭跼的情境中，人們彼此猜疑，爾虞我詐的場面層出不窮。事件越是進行到高潮時刻，拍攝者越感到荒謬不堪。在喧鬧的事件當場，適當的抽離似乎是拍攝者自我治療與沈澱的最佳方式。而影片的剪接節奏，也順著這樣的邏輯：當鏡頭堆疊出來的浮躁與荒謬，到達臨界點時，我試著用空景，慢動作，或是不相干的大遠景，搭配和緩的音樂，讓自己跟觀眾喘一口氣，透露出自己對這個事件的疏離感。
但在某些情境中， 為了擁有像手術刀般冷靜的調子， 紀錄片作者會刻意將自己隱藏起來，讓各個事件，各種立場的角色紛陳並列，顯示各自的因果與矛盾，再交由觀眾自行在觀影過程中，對客觀現實進行抽絲剝繭的多元辯證。
尤其當某一公共事件的認知與詮釋觀點莫衷一是，形成強烈的衝突時，將現場捕捉的影像紀錄，與不同立場成員的說辭互相對照，將形成全新的張力與聯想空間，衝擊到我們對事物的習慣性認知。
在向體制挑戰的紀錄片中，拍攝者遊竄於事件場景中，既不時與各個人物之間碰撞出火花與張力，又有意無意的推動著事件的進行。而影像工作者也不斷將自己的思考與觀察分析放進事件脈絡之中，與觀者對話，並接受觀者的質疑。在此，作者的身影，似乎已貫穿影片的呈現內容與製作過程。
然而，筆者並不是一個抽離了環境的獨立個體，其在社群裡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主觀感情上所認同的個人或團體，都會充分影響他的認知與行事風格，並反映在影片之中。認同一個社群，同時也就意味著，必須接受這個社群在行動上，情誼上，甚至認知價值上所帶來的集體制約。因此，紀錄片及其作者，某個程度亦可視為其環境的產物。
在急速現代化的變遷過程中，鹿港這個傳統小鎮面臨了多得數不清的公共課題。除了搶救古蹟龍山寺、文德宮、武進士第、文開書院等問題之外，從海濱生態污染、變電廠的設置，到觀光產業的省思、傳統工藝的活化與社區大學的籌設等，都極需地方青年的參與。而苦力群也不斷學習著，透過與在地鄰里的溝通互動，將狂傲、顛覆與逃遁的姿態，重新轉化為對公共事務有益的價值與行為。
然而社區工作是困難且不容易看到成效的的。社區工作者必須同時具備親和的人際溝通技巧、敏銳的觀察感受力，與抽離的宏觀思考視野。而拍片作為一種個人觀察，反芻的創作行為，經常與之面臨衝突：將作品的張力與深度，一路開發到臨界點，是創作者最快樂與最痛苦的天職，但身為社區工作者，卻必須顧慮到社群的平衡與長期發展，以及每一位社區成員的感受，節制自己創作者沙文主義的狂態；追求真相並對自己誠實，是紀錄片工作者的基本信條，但是身為社區工作者，卻必須時時審慎的分出輕重緩急，處處斟酌求全。
而當拍攝者與被攝者立場不同，且在客觀條件上〔思考上、工具掌握上…〕勢均力敵時，作者的觀點，經常和會影片中的人物形成角力，這當中的拉扯與雙方的意志，往往就是決定紀錄片最後面貌的重要因素。也可以說，拍攝者跟被攝者，都是影片詮釋權的爭奪者。他們有時候處在共謀的狀態；有時爾虞我詐，互相利用；有時彼此牽制；有時更進入了價值理念的辯論與對決。在這當中，被攝者是鏡頭前的表達者，鏡頭前的世界即是他的舞臺。而拍攝者雖然掌握了傳達工具，但卻也背負了窺視者的原罪感。
擷取他人的影像作為自身的創作素材，似乎是紀錄片工作者的原罪。影像拍攝者是否剝削了被拍攝者？每個人認知的標準並不相同，但是拍攝者和被拍攝者之間，的確有一條無形的鎖鏈，形成長遠的連動關係。尤其當作品公開之後，被拍攝者的私人生活片段，便成鑲崁在拍攝者個人作品裡面的視覺元素，無遠弗屆的傳播著。而此後被攝者會因此遭遇什麼狀況，連拍攝者也無法預料的。拍攝者與被攝者之間的協定，默契與互信，的確是紀錄片工作的重要基本課題。
然而在筆者的片子中，卻無法完全解決上述課題。第一，這支片子雖開始於紀錄某一次公共事件，然而最後形成的架構，卻是建立在提出另類觀點，揭發主流價值的幻象之上。如此結局，連拍攝者自己也未必預知，更遑論與被攝者事前充分討論，達成共識。況且，拍攝者通常不會同意，自己在這類帶有冷峻與疏離觀點的影片鏡頭下，被血淋淋的開刀。其次，影片中出場的人物眾多，立場分歧，如何一一與他們達成溝通與默契？溝通到什麼程度才算是盡了責任義務？如果做到讓每一個被攝者都感覺滿意，影像工作者恐怕將喪失拍片的立足點，而這個龐大的工程，也足以讓影像工作者身心俱疲，累得沒時間拍片了。
然而筆者的確無法令自己迴避掉這個問題。因此，根據被攝者在社會上掌握的資源，以及相對衍生的社會義務，筆者將拍攝對象權宜分成兩類：官僚，專家學者及藝術家一類，地方民眾與苦力群一類。筆者認為第一類人物是這個社會裡，極少數囊擴了社會位階，知識優勢及發言權的菁英階層，他們的行為與思考，不可避免的會對社會上其他族群，造成較多影響，因此，他們也必須接受比較嚴苛的檢驗標準。而第二類人物，則比較是在社會中被忽略的，甚至被剝奪發言權的。他們的處境與見解，應該要得到更多的尊重與重視。
當然這樣的分類是粗糙的：
第一類的學者與藝術家，雖然大多已然成名，擁有社會光環，然他們是否維持獨立思考 ，忍受精神上的孤獨與困境，繼續跟主流價值搏鬥？實不能一竿子打翻。
而基層民眾相對於國家機器雖處於弱勢，卻很可能在所屬社群中擔任父兄，主導發言，甚至成為該領域中的剝削者﹔而苦力群現在雖是說話沒人理會的窮學生，卻可能正積極學習著社會菁英階層的思維模式，並自許為其預備軍。凡此種種，影像工作者是否能拋開遠近親疏的情感羈絆，一一加以分析檢視？
不論如何，源自於對這個掠奪別人生活影像的特權，感到巨大的不安，筆者傾向將紀錄片當成是一種社會契約，影像工作者必須像那些掌握發言權的菁英一般，接受嚴格的檢視﹔也必須持續從事對社群整體公共利益有幫助的社會實踐，以彌補被攝者的損失。
然而作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他的社會責任，是多拍一些好片子，多對社區營造，社會改革，盡一份心力嗎？可那是否又進入了另一個剝削與贖罪的循環，其往復加乘的義務與承擔，是否過於沈重？究竟怎樣的自處，才能讓紀錄片工作者達到自由發表觀察感受，與尊重被攝者、尊重社群成員的平衡呢？權利與義務，理性與感性，社會理想與自我生活，這種種難以平衡的天秤兩端，往往令筆者陷入不確定的衡量與迷失之中。
「鹿港發展苦力群」一直鼓勵並尊重著各種多元價值理念的互相衝擊，因而在講究沉著穩重的鹿港，散發出一股思辯活力十足的潑辣性格。雖然成員的不同立場與觀點，使得苦力群的內部爭執終年不斷，但成員性格特質與價值觀的差異，也成為彼此砥礪，互補的基礎。
在拆除日茂行事件發生不久，即有不只一位苦力群成員拿起攝影機，記錄整個過程，隨著事件如滾雪球般來來越受到矚目，更多不同動機、不同立場的拍攝者，加入了影像紀錄的行列。而由於眾多事件同時在許多場合不斷發生，拍攝者們不久即發現了分工合作及資料帶共用的必要性，並達成開放影像資料的共識。
或許是整個事件當中，公部門、社區營造學者、藝術家、在地居民…等各種觀點莫衷一是的現況，使拍攝者認識到，事件本來就沒有絕對的「真相」，不同的價值觀與立場，自然輻射出不同的認知、不同的敘說方式。即使持續拍攝同一事件，並共用相同的影像資料庫，但拍攝者們相信，不同的關注興趣、不同的詮釋觀點與影像語言運用方式，將使每個人剪出完全不同的影片。而透過影片的製作過程，彼此察覺、觀看，發現自己與他人的同質性與相異性，則是另一種挑戰與學習的歷程。
拍攝《苦力藝術家》這個題材時，在地鹿港人的身份，讓筆者擁有眾多在地「眼線」以及參與、發言權上的正當性。但是，並不是在每一次的拍攝題材裡，影像工作者都能夠幸運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對缺乏資源後盾的獨立影像工作者來說，集結來自不同專業背景的成員組成工作小組，運用多元協力的方式，使共事的夥伴在經驗與思維上彼此截長補短，是一件有必要且很有挑戰性的事。而地方上的知識青年，經過日茂行事件之後，更認知到媒體的巨大的載舟覆舟潛力。於是，苦力群裡面逐漸發展出一個影片攝製小組，各自發展自己感興趣的題目並彼此支援。
跨過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的拍攝與被攝關係，變成工作夥伴關係的過程，是相當有趣的經驗。當彼此拍攝的題目有所重疊，大家絞盡腦汁拍出自己的視野與風格時，良性競爭使彼此變得更投入，更有活力。而這個小組的成員，也就不知不覺間，成為苦力群在鹿港涉入公共領域的尖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