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電影中的原住民再現
我在桃園光影電影館2016年7月份的「台語片時代風雲」影展「嬗遞與斷裂」單元,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_KiOO2bmPTrLThpWnVjbkx0dUU,嘗試回顧台語片的前生與轉世,以及不同統治者透過電影進行政治教化的歷程。
展開台灣早期電影史,充滿異國風情的原住民題材,一直是各方電影投資者的最愛。而日治時期原住民族群頻繁的壯烈抗爭,更使得殖民政府特別關注原住民題材的研究與再現。
1927年,日本活動寫真株式會社拍攝第一部來台灣出外景的劇情影片,由田阪具隆導演,充滿異國風情的《阿里山俠兒》(原名《滅亡路上的民族》)。1932年,本地電影市場活絡,電影製作業亦漸入佳境,日人安藤太郎與台灣密集合作拍攝電影,第一部出品的即是強調拓墾時期捨身取義精神的《義人吳鳳》。
太平洋戰爭前後,電影被視為傳達國內外意識形態與形象的宣傳國策媒體,映畫製作改由台灣總督府情報委員會壟斷。1943年,由滿洲映畫協會製作,清水宏導演,滿映巨星李香蘭主演的《沙鴦之鐘》,延續「中國三部曲」策略,由李香蘭飾演純真的原住民少女,為送別前往從軍的老師,不幸在湍急的溪水中罹難。之前吳鳳故事中剽悍野蠻、具致命危險性的原住民形象,在此透過大量的孩童與青少年演員,巧妙地轉變為天真守法、自制且急公好義的形象。
清水宏在全片一開始,即以近乎人類學電影式的手法,大量呈現泰雅族傳統勞動與休閒生活作息。他雖將原住民接受殖民政府的現代性教化,積極響應徵召從軍,融入劇情之中。但不著痕跡的皇民化情節,在片尾,卻幾乎被自己表現性的電影手法給抵消了。
片尾,泰雅族少女李香蘭接到長官即將從軍的消息,一個長達數秒鐘的臉部特寫鏡頭中,欲哭無語,似乎痛惜親朋長輩逐一離去,又像哀悼著戰爭的殘酷。接著她一路送別老師,在湍急的溪邊高呼「萬歲!萬歲!」隨即失足溺水的場景,更讓全片急轉直下....今日看來,本片似乎預告了戰爭失敗的結局?
不論如何,李香蘭這個訊息複雜的臉部表情,造就了這部抒情寫實電影的突出風格,卻讓電影的政宣傳色彩大打折扣。難怪當場有一說法是,這部電影攝製完成之後,日人從未在戰爭期間的台灣公開放映過。
清水宏在全片一開始,即以近乎人類學電影式的手法,大量呈現泰雅族傳統勞動與休閒生活作息。他雖將原住民接受殖民政府的現代性教化,積極響應徵召從軍,融入劇情之中。但不著痕跡的皇民化情節,在片尾,卻幾乎被自己表現性的電影手法給抵消了。
片尾,泰雅族少女李香蘭接到長官即將從軍的消息,一個長達數秒鐘的臉部特寫鏡頭中,欲哭無語,似乎痛惜親朋長輩逐一離去,又像哀悼著戰爭的殘酷。接著她一路送別老師,在湍急的溪邊高呼「萬歲!萬歲!」隨即失足溺水的場景,更讓全片急轉直下....今日看來,本片似乎預告了戰爭失敗的結局?
不論如何,李香蘭這個訊息複雜的臉部表情,造就了這部抒情寫實電影的突出風格,卻讓電影的政宣傳色彩大打折扣。難怪當場有一說法是,這部電影攝製完成之後,日人從未在戰爭期間的台灣公開放映過。
1949年,兵荒馬亂的國民黨撤退來台時期,年輕的張英(即日後《大俠梅花鹿》的導演)與張徹導演,首度來台拍攝了《阿里山風雲》,無獨有偶,仍是以吳鳳故事為題材。
1960年代,擁有穩定市場基礎的台語片,年產量不斷提高,但官方資金大量挹注扶植國語片,逐漸在質與量上壓倒了台語片。1962年,台灣電影製片廠大規模投資台灣第一部彩色寬銀幕劇情片《吳鳳》,邀請大導演卜萬蒼與寶島玉女張美瑤合作,透過電影,將原住民描述為極需現代文明教化的原始部族。公營的台製,投資《吳鳳》的理由是,一、吳鳳的故事證明台胞多來自大陸,對開發土地,革除不良習俗有大貢獻;二、吳鳳是小公務員,希望本片促使公務員都能效法吳鳳,忠於職守;三、吳鳳的故事強調犧牲的精神,對反共大業和當前社會很重要。本片可以說是集政治教化與銀幕奇觀之大成,當年還獲得金馬獎最佳社會教育特別獎。http://www.ctfa.org.tw/tai_image/blockbuster-a.html
而桃園光影電影館選映的《阿里山之鶯》,1957年由香港新華影業的童月娟監製,“小野貓”鍾情主演,亦是這個系列下的產物。本片進一步透過原住民少女與漢人的悲戀故事,將原漢之間的矛盾衝突,轉化為原住民族內部對於漢人強勢文化妒恨或依從的矛盾情結。片中對原住民習俗的描述,今日看來荒誕無法立足,但當年賣座卻十分成功。主題曲《站在高崗上》紅遍大街小巷,至今45歲以上的朋友,大都還能夠朗朗上口。
童月娟的夫婿張善琨,1937年創辦新華影業公司,是抗戰時期上海重要影人,透過跟日本製片家川喜多長政的合作,維繫了孤島時期上海華人電影製作的命脈,甚至還偷渡了一定程度的抗日意識在其中。戰後張善琨夫婦移居香港,由童月娟擔任新華影業公司製片,持續拍攝多部賣座成功的商業電影。之後並長年擔任親國民黨的“港九影劇自由總會主席”。
瀏覽這一系列蘊含政治教化目的原住民電影,再回過頭來看1957年華興製片出品,由《薛平貴與王寶釧》導演何基明所拍攝,描述霧社事件的《青山碧血》,可以說是彌足珍貴,可惜本片拷貝並沒有保存下來。台灣新電影之後,1990年虞戡平《兩個油漆匠》,1998年萬仁《超級公民》,2000年黃明川《西部來的人》,2002年鄭文堂《夢幻部落》等,皆曾致力描述原住民在現代化與傳統文化之間掙扎調適的困擾,並還原原住民傳統文化的優美與神聖性。2011年,魏德聖拍攝《賽德克·巴萊》,彰顯原住民武裝抗爭的精神尊嚴,可以說是與自何基明以來的台灣獨立製片精神,一脈相傳。
自1997年起,阿美族導演馬躍.比吼與布農族導演莎瓏.伊斯哈罕布德,一面長期進行原住民紀錄片製作,同時推動原住民正名運動,並策劃主題影展,書寫評論,原住民影像才從再現客體,轉為自我敘說的主體。小編深深覺得,自己的電影自己拍,是多麼重要啊!!
2015年一口氣有鄭有傑導演與阿美族導演勒嘎·舒米合作《太陽的孩子》,呈現東部海岸文化與土地流失的真實現況。以及吳米森原住民歌舞劇《很久沒有敬我了你》,與南王部落、角頭音樂、國家音樂廳合作,探討部落民謠進入殿堂的諸多課題。顯然原住民文化是台灣難可貴的文化資產,已經普遍深入人心。新世代台灣人如何善加運用影像藝術這一強大的傳播媒介,呈現民眾真實的喜怒哀樂,召喚人類心底的烏托邦渴望,開展多元文化的璀璨未來遠景,著實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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