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港𥴊郊慶豐陳家的第三代大房長孫陳頭，1928-29年間，曾任職中部最大報社《台灣新聞》彰化支局長。台灣新聞社當時由日籍實業家松岡富雄擔任取締役 (社長)、坂本素魯哉擔任監事。與台北的《臺灣日日新報》、台南的《臺南新報》，並稱為日治時期臺灣三大報[1]。
《臺灣新聞》前身為1901年5月創刊的《臺中每日新聞》，1903年改名為《中部臺灣日報》，1907年定名為《臺灣新聞》，社長山移定政曾為熊本縣藩士，當時在台中擔任執業律師。報社原主筆奧山十平離職後，山移延聘來自熊本縣，筆名「拔天樓」的中村事擔任《台灣新聞》主筆及編輯長，編輯群、職員亦多熊本縣人。1910年，《臺灣新聞》設立台北支局，主筆大野恭平與臺北支局長宮川花人皆從《臺灣日日新報》社延攬而來。但報社內部產生了派系鬥爭，財務亦處於不穩定狀態。1917年 (大正六年)，改由松岡富雄擔任社長。松岡聘僱東京《國民新聞》編輯長宮島真之來台擔任副社長兼主筆。1918年8月增建新聞工場，設置輪轉機；1919年7月興建台灣新聞社第二工場。松岡獲得臺中、新竹州廳和兩市役所許可，轉載州報、市報作為報紙附錄，並計畫配合當局向南洋發展。
松岡富雄社長是帝國製糖株式會社創始人之一。早年曾在鹿港從事蔗苗培育工作，將台灣的蔗糖種植擴及至濁水溪北岸。亦曾投入菲律賓麻、椰子等經濟作物栽種，是總督府南進政策的先驅者[2]。在台的創業版圖則以台中為基地，擴及新竹、桃園等地，曾在中部創建了客貨兩用的小鐵路。而坂本素魯哉為法律專業者、彰化銀行專務取締役 (社長)，台中實業協會會長，創立臺中幼稚園，長期擔任園長。兩人在當時皆被視為「中部臺灣功勞者」，1920年起分別擔任臺中州協議會員、眾議院議員；1921年，兩人皆受邀擔任第一屆臺灣總督府評議員。
早在1907年，松岡富雄便率先在台灣引進馬尼拉製糖法，改進製糖的產量。早年他為了將蔗糖事業向濁水溪以北推進，曾向霧峰林家、台中吳家等大量租用土地。此事緩解了製糖株式會社與中部地主之間的緊張關係[3]，開啟了松岡與與林獻堂的長年合作，卻也間接讓林獻堂遭受左翼青年的質疑，種下了文協左右分裂的遠因。
大正元年(1912)，帝國製糖株式會社遭受風災後，正逢菲律賓因美國因修改關稅法而於釋出大量土地，松岡便於隔年(1913)，申請收購比律賓糖業會社，而後，連接創立了松岡興業株式會社、比律賓拓殖株式會社、武奈灣拓殖會社等事業，吸引了辜顯榮、林獻堂在內的多位日台仕紳投資，於1920年前後，達到了事業全盛時期[4]。
根據學者蔡秀美研究，松岡富雄擔任《臺灣新聞》社長後，因財務壓力，引進了坂本素魯哉等資本家的資金，將報社資本額，由2萬圓增資為10萬圓，進一步讓報社受到資本家的控制[5]。同時，松岡仍積極開發南洋的種植產業。直到大正十一年(1922)起，位於菲律賓納卯省塔古姆(Tagum)的松岡興業株式會社麻園，接連面臨勞資糾紛、麻挽工場燒毀等經營困境，松岡遂於大正十四年(1925)起，減少菲律賓的事業投資，將重心轉回台灣。
𥴊郊慶豐行爲清末崛起於洛津市井的新興貿易家族。陳頭與六房堂叔陳錦添，都是慶豐陳家致力培植的第二、三代家族菁英。兩人年紀相當，皆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陳錦添任職鹿港第二公學院教諭，專長農業研究，受慶豐陳家大家長陳奇之囑託，沿著八堡圳支流 (今為員大排) 大量購買優質農地。而陳頭則在祖父安排下，投入殖民地資本家主導的傳播媒體事業，其中可見到慶豐行欲將勢力沿著八堡圳往彰化平原擴展，並轉型文化教育事業的企圖。
然而1925年，擔任慶豐行生意總管的父親陳灶，壯年猝逝。身為陳家大房長孫，年僅28歲的陳頭，不得不出面承擔家族重責大任。此時，正逢台灣新聞社增資並擴大版面的改革時期。松岡富雄社長積極協助總督府，推動殖民地的現代化、資本化治理進程。1925年5月，《台灣新聞》開始發行夕刊，1927年5月15日起，每週一發行附錄新竹版，1928年2月6日起，每週一、四兩日發行日刊，原為6頁，1930年版面增至8頁，1931年4月起每週二發行附錄高雄版。
附圖一 : 昭和三年十月，八卦山水源地工事落成邀請函，彰化街長楊吉臣邀。
附圖二 : 昭和三年十月，大竹公學校聯合運動會邀請函 ，大竹庄長林有信邀。
根據《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昭和二年(1927)八月八日，由台灣新聞社與彰化郡教育會後援，邀請了日本樂壇的花形高勇吉等音樂家，在彰化座舉辦人氣頗高的大型音樂會，積極醞釀著台灣新聞社彰化支局的業務。隔年(1928年) 四月九日，報社增設彰化支局，由陳頭擔任支局長，黃爾璇擔任漢文部主任。從慶豐陳家所遺留的陳頭相關文書中，可見到陳頭在職期間，與彰化各地的進步派庄長，如彰化街長楊吉臣、秀水庄長許遜謙、溪湖庄長楊春木等人，均有交誼。尤其與彰化各地公學校，頗有深厚交往。這可能是因為報社監事坂本素魯哉，及陳頭堂叔陳錦添，均從事教育工作的緣故。
附圖三 : 昭和三年十月，彰化第一公學校告別式邀請函，彰化第一公學校校長山崎貞次邀。
附圖四 : 昭和三年十二月，秀水公學校竣工邀請函，秀水庄長許遜謙、秀水公學校校長佐藤司邀。
然而，彰化既是報社總部鄰近的農業大縣，也是1920年代農民運動與民族主義運動的大本營，陳頭當時的工作並不容易進行。1925年，壓迫性的甘蔗收購制度，促發了各地的農民抗爭運動，二林蔗農與文化協會李應章醫師發起二林蔗農組合，經由簡吉等人的奔走與日本勞農黨的協助，組成了台灣農民組合。而文化協會舉辦的活動，經常與日人主辦的親官方報紙發生衝突。例如，大正十五年(1926)，台日報社課長收受蔣渭水的廣告費用並發了領收證，報社卻拒絕刊登消息，雙方登上法庭辯論，遂讓「台日社背信事件」受到矚目。
陳頭的鄰居莊太岳、莊垂勝兄弟，向來為林獻堂所器重，莊垂勝於大正十五年(1926)七月，在台中創設了中央俱樂部，集結各路菁英 ; 而文協彰化支部，也於這一年的九月，成立了彰化青年讀書會。大正十五年(1926)底，天皇駕崩，幾乎同時，文化協會陷入左右分裂的僵局。隔年初，黑色青年聯盟大逮捕事件雖讓左翼青年元氣大傷，卻強化了社運人士的團結氛圍。這一年年底，彰化文協持續在天公廟舉辦定期講座，多由賴和、王敏川、陳金懋、郭炳榮、周天啟等具社會主義思想者主講[6]。
到了昭和三年(1928)的五一勞動節，文化協會已與農民組合、工友聯盟結合，集結千餘名民眾，在天公廟舉辦演講會。這一年下半年起，文化協會透過謝雪紅與農民組合及第三國際的合作，大力推動婦女部、青年部與救濟部等組織提綱[7]。此時的文協，已日益傾向共產主義色彩，跟《台灣新聞》松岡社長的政治與經濟立場，明顯相左。
昭和三年七月八日，鹿港街由左翼文協成員蔡葛擔任議長，在文廟舉行青年讀書會，丁瑞圖、周天啟、莊遂性等前輩皆前往述祝詞。當晚接著在泉郊會館舉辦青年讀書會創立懇親會，《台灣民報》生動記錄了現場情景：「....自由演說、俱皆大揮熱辯，大有排山倒海之慨！最後餘興，一齊唱歌至十一時餘，再高呼鹿港青年會萬歲三聲而散云」。鹿港街當時的氛圍，可見一斑。到了十月二十七日，台灣民眾黨第一回巡迴講隊，由丁瑞圖、謝耀東等後援，一千多名民眾，更將鹿港文廟擠得水洩不通。
過往，五福大街上的慶豐行，作為清末崛起於市井的新興貿易船頭行，既是傳統八郊巨賈眼中的暴發戶，又是知識份子與新興中產菁英眼中，巴結殖民地官員的封建餘毒。年輕的陳頭，夾在家族望子成龍的期許、資本家老闆的擴張要求，與鄉親的側目之間，左右為難。昭和三年 (1928) ，慶豐陳家大家長陳奇，在過完七十歲生日不久去世，年輕的家族接班人陳頭，此時正站在新舊世界交替的危機與轉機點上。
昭和四年 (1929) ，逢全球性經濟大恐荒前夕，總督府對五一勞動節嚴陣以待。經過當局再三取締與協商，結論是嚴禁屋外行列及勞働歌，但可於屋內舉式及演講會。五月一日當天，《台灣日日新報》刊登了標題為〈勞動紀念日，行列絕對禁止〉的報導。內文提到，台灣民眾黨結合文協與農民組合，提出了「八時間勞働、八時休養、八時間教養制度」口號並大行宣傳。
馬克思主義是1920年代日本大學知青所熟悉並熱烈討論的思想風潮。海外留學歸來的陳頭，是否可能順應潮流，刊登此新聞 ? 東京大學明治新聞雑誌文庫所典藏的《臺灣新聞》微縮膠卷或原紙，缺少1926年2月1日至1932年7月12日之間的內容（文協兩次分裂改組，皆在這段期間）。目前尚無法斷言。
唯一可確定的是，這一年勞動節不久後，六月二日，陳頭便在擔任支局長職務期間，以二十九歲的英年，因病去世了。在陳頭的遺物中，收藏了一份昭和四年一月由陳頭蓋章，發給文化協會的廣告領收證。廣告的接洽時間，與文協積極提出「八時間勞働、八時休養、八時間教養制度」的時間點相當接近。考量到前輩蔣渭水在三年前與台日報社的一段公案，這份領收證，實在耐人尋味。
附圖五 : 昭和四年台灣新聞 文化協會領收證。
陳頭擔任台灣新聞社彰化支局長，僅有十四個月，他去世後不久，1929年八月《台灣民報》的「不平鳴」專欄上，即報導：「鹿港街某書記.....盜用台灣新聞社員的頭銜，亂投稿毀謗街民的是非，因此街民視他如蛇蠍，擬鳴鼓而攻之」。以此看來，陳頭乍逝後，台灣新聞社彰化分局似乎產生了人謀不臧的問題，以致鹿港街坊陷入混亂。此後，《台灣民報》對台灣新聞社的宣傳策略，經常提出嚴厲批評。
1920年10月至1932年9月期間，擔任鹿港街長的陳懷澄，為廈郊慶昌行後代，早年曾和傅錫祺、陳滄玉在《中部台灣日報》，即《臺灣新聞》的前身，擔任編輯工作，既是陳頭在新聞工作上的前輩，亦是五福大街上的鄰居。但或許政治立場殊異，或因廈郊慶昌行與𥴊郊慶豐行之間，存在商業競爭關係，由中研院出版的《陳懷澄先生日記》中，至1928年前，皆未提到陳頭或慶豐行相關訊息
; 目前保存下來的日記內容，亦缺漏了1929這一年。
這一年，在工農運動興盛之際，社運陣營內部卻逐漸陷入了互相攻擊與分裂的漩渦。1928年底，文協內部的無政府主義派與共產主義派，於彰化天公廟公開辯論後，逐步走向決裂 ; 1929年，工運領袖連溫卿因路線問題遭文協排斥 ; 1930年，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亦從台灣民眾黨分裂而出。在工農運動興盛之際，1931年總督府展開左翼大逮捕之後，文協、農組、台灣民眾黨，均形同瓦解。而台灣新聞報則遲至1933年12月，方繼高雄、新竹之後，於周日發行夕刊中，增刊彰化市報為附錄。直到1944年，臺灣總督府將《臺灣新聞》與臺灣其他五報合併為《臺灣新報》。
值得注意的是，1929
年的《臺灣實業界》新聞評論，曾直指《臺灣新聞》為松岡富雄社長個人色彩強烈的報紙，甚至可稱為「松岡的新聞」。該評論表示：「松岡社長過去是位事業家，大概具有政商型傾向。換言之，所謂政商型，就是使作為新聞人的主筆不得不從事社會性地自殺」。學者蔡秀美表示這份報導，暗指松岡的個人意志和決策，扼殺了報社新聞人的風骨。(〈新聞論評：臺灣新聞〉，《臺灣實業界》第1
年第8 號，1929 年11 月，頁11、16。)
在這一波由蔗糖種植所捲起的驚濤駭浪中，清末崛起於市井的慶豐陳家，僅享有短暫繁華，便淡出了舞台。直到陳家四房新生代陳天爵，在新一波的金融商業組合中，入主鹿港信用合作社，才讓𥴊郊慶豐行在風起雲湧的洛津港重新崛起。
參考文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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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
大約八年前，因為學妹力邀，我來到彰化工作。又因父親生病，疫情期間，難以找到外籍看護，因此搬回到鹿港老家，幫年邁的母親分擔一點照顧工作。不料，到了鹿港才發現，父親因詐騙集團的投資邀約，將自己與媽媽的退休金，與一點微薄祖產，全都賠了進去。糊塗的父親，跟高利貸集團借錢，還幫忙跟鄰居、好友遊說投資，最後，欠下了千萬巨債。為了付高額利息，又再欠下許多卡債。父親癌症末期時，眾人可能擔心父親去世，債務無疾而終，頻繁地上門討債。我經常接到催債電話，回家也經常被堵。其中有許多債主是親人、鄰居，甚至兒時的啟蒙恩師。身為照顧者的媽媽，對黑道上門催債，更是經驗豐富。後來慢慢得知，父親曾跟老家親戚借錢沒還，因此有幾位遠親不斷催促爸媽搬離中山路老街的祖傳老宅，讓他們賣掉這位於觀光區老街，炙手可熱的地皮。
承受巨大財務壓力的媽媽，已經輕微失智。古董商經常來家中，跟媽半騙半買。我跟弟弟都曾在事後，以數倍代價跟對方贖回文物。有一次，媽收下兩千元，賣掉一批家族古老文件，內容包括土地契約、保險清單、工作文書、日記手冊等等。經鹿港文化耆老提醒，網路正在公開拍賣，我只好花四萬元，再從網路拍回來。離開鹿港後，我較有餘裕研究這份文件內容，了解家族的興衰變遷歷程。便據此積極說服族中長輩，共同保護老家文化資產。很幸運的，有位長輩仗義買下了積極主張變賣老屋的親族持分，終於讓媽免於被驅趕、老家暫時避開化為塵土的厄運。
持續探索這份文件中所揭示的日治時期鹿港大街政商關係、社會文化思想變遷，其精彩複雜，超乎我的想像，我計畫將持續投入進行研究探討，不定期發表，並將其轉化為紀實文學、展覽，及跨領域的藝術創作展演。也算是我對家族、鹿港及台灣，一份小小的回饋與致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