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電影中的原住民再現
我在桃園光影電影館2016年7月份的「台語片時代風雲」影展「嬗遞與斷裂」單元，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_KiOO2bmPTrLThpWnVjbkx0dUU，嘗試回顧台語片的前生與轉世，以及不同統治者透過電影進行政治教化的歷程。
展開台灣早期電影史，充滿異國風情的原住民題材，一直是各方電影投資者的最愛。而日治時期原住民族群頻繁的壯烈抗爭，更使得殖民政府特別關注原住民題材的研究與再現。
1927年，日本活動寫真株式會社拍攝第一部來台灣出外景的劇情影片，由田阪具隆導演，充滿異國風情的《阿里山俠兒》（原名《滅亡路上的民族》）。1932年，本地電影市場活絡，電影製作業亦漸入佳境，日人安藤太郎與台灣密集合作拍攝電影，第一部出品的即是強調拓墾時期捨身取義精神的《義人吳鳳》。
太平洋戰爭前後，電影被視為傳達國內外意識形態與形象的宣傳國策媒體，映畫製作改由台灣總督府情報委員會壟斷。1943年，由滿洲映畫協會製作，清水宏導演，滿映巨星李香蘭主演的《沙鴦之鐘》，延續「中國三部曲」策略，由李香蘭飾演純真的原住民少女，為送別前往從軍的老師，不幸在湍急的溪水中罹難。之前吳鳳故事中剽悍野蠻、具致命危險性的原住民形象，在此透過大量的孩童與青少年演員，巧妙地轉變為天真守法、自制且急公好義的形象。
清水宏在全片一開始，即以近乎人類學電影式的手法，大量呈現泰雅族傳統勞動與休閒生活作息。他雖將原住民接受殖民政府的現代性教化，積極響應徵召從軍，融入劇情之中。但不著痕跡的皇民化情節，在片尾，卻幾乎被自己表現性的電影手法給抵消了。
片尾，泰雅族少女李香蘭接到長官即將從軍的消息，一個長達數秒鐘的臉部特寫鏡頭中，欲哭無語，似乎痛惜親朋長輩逐一離去，又像哀悼著戰爭的殘酷。接著她一路送別老師，在湍急的溪邊高呼「萬歲！萬歲！」隨即失足溺水的場景，更讓全片急轉直下....今日看來，本片似乎預告了戰爭失敗的結局？
不論如何，李香蘭這個訊息複雜的臉部表情，造就了這部抒情寫實電影的突出風格，卻讓電影的政宣傳色彩大打折扣。難怪當場有一說法是，這部電影攝製完成之後，日人從未在戰爭期間的台灣公開放映過。
清水宏在全片一開始，即以近乎人類學電影式的手法，大量呈現泰雅族傳統勞動與休閒生活作息。他雖將原住民接受殖民政府的現代性教化，積極響應徵召從軍，融入劇情之中。但不著痕跡的皇民化情節，在片尾，卻幾乎被自己表現性的電影手法給抵消了。
片尾，泰雅族少女李香蘭接到長官即將從軍的消息，一個長達數秒鐘的臉部特寫鏡頭中，欲哭無語，似乎痛惜親朋長輩逐一離去，又像哀悼著戰爭的殘酷。接著她一路送別老師，在湍急的溪邊高呼「萬歲！萬歲！」隨即失足溺水的場景，更讓全片急轉直下....今日看來，本片似乎預告了戰爭失敗的結局？
不論如何，李香蘭這個訊息複雜的臉部表情，造就了這部抒情寫實電影的突出風格，卻讓電影的政宣傳色彩大打折扣。難怪當場有一說法是，這部電影攝製完成之後，日人從未在戰爭期間的台灣公開放映過。
1949年，兵荒馬亂的國民黨撤退來台時期，年輕的張英（即日後《大俠梅花鹿》的導演）與張徹導演，首度來台拍攝了《阿里山風雲》，無獨有偶，仍是以吳鳳故事為題材。
1960年代，擁有穩定市場基礎的台語片，年產量不斷提高，但官方資金大量挹注扶植國語片，逐漸在質與量上壓倒了台語片。1962年，台灣電影製片廠大規模投資台灣第一部彩色寬銀幕劇情片《吳鳳》，邀請大導演卜萬蒼與寶島玉女張美瑤合作，透過電影，將原住民描述為極需現代文明教化的原始部族。公營的台製，投資《吳鳳》的理由是，一、吳鳳的故事證明台胞多來自大陸，對開發土地，革除不良習俗有大貢獻；二、吳鳳是小公務員，希望本片促使公務員都能效法吳鳳，忠於職守；三、吳鳳的故事強調犧牲的精神，對反共大業和當前社會很重要。本片可以說是集政治教化與銀幕奇觀之大成，當年還獲得金馬獎最佳社會教育特別獎。http://www.ctfa.org.tw/tai_image/blockbuster-a.html
而桃園光影電影館選映的《阿里山之鶯》，1957年由香港新華影業的童月娟監製，“小野貓”鍾情主演，亦是這個系列下的產物。本片進一步透過原住民少女與漢人的悲戀故事，將原漢之間的矛盾衝突，轉化為原住民族內部對於漢人強勢文化妒恨或依從的矛盾情結。片中對原住民習俗的描述，今日看來荒誕無法立足，但當年賣座卻十分成功。主題曲《站在高崗上》紅遍大街小巷，至今45歲以上的朋友，大都還能夠朗朗上口。
童月娟的夫婿張善琨，1937年創辦新華影業公司，是抗戰時期上海重要影人，透過跟日本製片家川喜多長政的合作，維繫了孤島時期上海華人電影製作的命脈，甚至還偷渡了一定程度的抗日意識在其中。戰後張善琨夫婦移居香港，由童月娟擔任新華影業公司製片，持續拍攝多部賣座成功的商業電影。之後並長年擔任親國民黨的“港九影劇自由總會主席”。
瀏覽這一系列蘊含政治教化目的原住民電影，再回過頭來看1957年華興製片出品，由《薛平貴與王寶釧》導演何基明所拍攝，描述霧社事件的《青山碧血》，可以說是彌足珍貴，可惜本片拷貝並沒有保存下來。台灣新電影之後，1990年虞戡平《兩個油漆匠》，1998年萬仁《超級公民》，2000年黃明川《西部來的人》，2002年鄭文堂《夢幻部落》等，皆曾致力描述原住民在現代化與傳統文化之間掙扎調適的困擾，並還原原住民傳統文化的優美與神聖性。2011年，魏德聖拍攝《賽德克·巴萊》，彰顯原住民武裝抗爭的精神尊嚴，可以說是與自何基明以來的台灣獨立製片精神，一脈相傳。
自1997年起，阿美族導演馬躍．比吼與布農族導演莎瓏．伊斯哈罕布德，一面長期進行原住民紀錄片製作，同時推動原住民正名運動，並策劃主題影展，書寫評論，原住民影像才從再現客體，轉為自我敘說的主體。小編深深覺得，自己的電影自己拍，是多麼重要啊!!
2015年一口氣有鄭有傑導演與阿美族導演勒嘎·舒米合作《太陽的孩子》，呈現東部海岸文化與土地流失的真實現況。以及吳米森原住民歌舞劇《很久沒有敬我了你》，與南王部落、角頭音樂、國家音樂廳合作，探討部落民謠進入殿堂的諸多課題。顯然原住民文化是台灣難可貴的文化資產，已經普遍深入人心。新世代台灣人如何善加運用影像藝術這一強大的傳播媒介，呈現民眾真實的喜怒哀樂，召喚人類心底的烏托邦渴望，開展多元文化的璀璨未來遠景，著實令人期待!!
